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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建国前（即1965年以前）开办的以华文为教学语言的中小学，主要是民间组织和华社领袖创办的。1早期华校的奠基人，多为宗乡会馆、庙宇的领导者。他们对当时的华文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华校中的“公立学校”，合力建校的则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譬如园丘工人和渔民等）。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慷慨捐钱献地办校。二战之后，热心的企业家、慈善家、专业领域的医生和律师，都为华文教育做出贡献。
建国前的华校都有董事会，拥有委任校长的权利。一般上，受委任的校长都掌校到退休，对塑造学校文化、树立校风，有着深远的影响。
19世纪初期，中国华南地区粤闽二省的华人，基于各种个人因素，远渡重洋，南来新加坡。为了帮助移民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以及联系族群，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族群的侨领，先后建立各自的会馆。根据史料，从1819年至1890年，向殖民地政府注册的华人会馆，约有32所。
后来，有些会馆的董事部总理（主席）、侨领，意识到不少适龄子弟失学，遂倡议借用会馆场地办学，以培育下一代，同时传承华族文化及价值观。
当时由庙宇或会馆办学的有：保赤学校（由保赤宫创办于1889年）、崇正小学（初名“养正学堂”，由顺天宫创办于1903年）、应新学校（由应和会馆创办于1904年）、启发学校（由茶阳会馆创办于1906年）、广福学校（由广福庙创办于1916年）、培青学校（由福清会馆创办于1919年）、宏文学校（由兴安会馆创办于1920年）、三山学校（由福州会馆创办于1924年）、冈州学校（由冈州会馆创办于1929年）、南顺义学（由南顺会馆创办于1931年）、三江公学（由三江会馆创办于1937年）、晋江学校（由晋江会馆创办于1946年）。
在这些学校中，目前仍留在新加坡教育史上的有崇正小学、启发学校、培青学校、宏文学校。它们都已转型为双语学校。
在建国前，华校共有351所，其中不少的校名以“公立”为前缀。但我国的“公立（公众设立）”学校，与中国“公立（政府拨款设立）”学校，性质不一样。当时新加坡的公立学校，创校的奠基人几乎是一般公众；他们开始时以私塾（由教师私下开班授课）、义学（社会人士出钱聘请教师，招收贫寒学生授课）形式出现。直到学生人数增加了，遂转型成为“公立学校”。
一般上，这类公立学校的设备简陋，学校不时面对经费短绌的困境，幸好学校都设有董事部，热心的董事们常挺身出来筹款或捐助，让学校度过难关。
当时的公立学校，有史料可考的，包括：公立怀南学校（1933年）、公立培群学校（1933年）、公立培华学校（1934年）、公立培基学校（1935年）、公立实理达学校（1936年）、公立化蒙学校（1937年）及公立复兴学校（1937年）。
许多这类学校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或校名删去“公立”二字，转型为现今的政府学校。唯独公立培群学校，继续保留“公立”二字。
1942年至1945年，新加坡在日据时期，几乎所有华校都停办；有的校舍被日军占用，充作指挥总部（南华女学校）、军医院（南洋女子中学校）或仓库（华农学校）。
新加坡光复后，许多学校纷纷复课。当时，25所华校董事部、校长，于1945年7月成立“新加坡校际联谊会”（新加坡华文教育学会前身），以协助各华校复课。
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多位来自不同方言族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1874－1961）、李光前（1893－1967）、陈六使（1897－1972）、林文庆（1869－1957）、陈金钟（陈笃生之子，1829－1892）、陈武烈（陈笃生之孙，1874－1934）、梁后宙（又名梁宙，1884－1975）等，他们捐钱、献地，兴学办校，积极推动华文教育。
在这些侨领中，陈嘉庚可说对我国战前的华文教育贡献卓著。1906年，陈武烈与当时的闽侨领袖，合力创办“道南学堂”（道南学校前身），借用陈笃生之子陈金钟的住宅为校舍；1909年，时任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率先捐款2000元用于修建新校舍，并建议招收不同方言族群的学生。1916年，得悉爱同学校因财务问题濒临关闭，陈嘉庚于是接管校务及承担学校经费。1941年在陈嘉庚倡导下，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南侨中学前身），以培养师资。至于不属于福建会馆属校的华侨中学，则是陈嘉庚在1919年召集养正学堂等16所学校的总理所筹办的。当时，陈嘉庚躬先表率，献捐3万元，其他侨领也积极响应，共筹得49万4000余元的建校基金。
深受陈嘉庚倾资办学影响的有二人：其一、李光前；其二、陈六使。他们都曾在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并且倍受陈嘉庚器重。他们竭力提倡教育，终其一生。
1941年，当陈嘉庚倡议开办“南侨师范学校”时，李光前捐出金炎路的别墅和土地，作为校址，使师范学校得以顺利成立。1950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新加坡成人教育咨询委员会”，李光前担任副主席兼财政，与华校联合会致力推动当时的成人教育。1951年，时任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捐地建校，李光前以个人名誉捐出巨款，学校遂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光前学校”。但后来董事部将校名改为“光华学校”，以尊重李光前的意愿。我们可以从他所说的一句话“吾人对国家贡献莫大于教育青年”，可看出他对教育的热忱与重视。
陈六使在1950年被选为福建会馆主席后，继承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担任会馆属下五校董事主席：道南、光华、爱同、南侨及崇福，经常慷概捐输学校经费。
深受陈嘉庚倾资办学影响的林文庆，于1938年也倡议创立了中正中学（总校）。林文庆在行医之余，致力参加教育与社会改革。当时，林文庆聘请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庄竹林博士（1900－1973）为中正总校创校校长。庄竹林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后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掌校18年（1939年至1957年）。
1906年，广东侨领何乐如（1866－1947）、陆寅杰（1849－1933）等人购置11栋店屋，创办了“广惠肇养正学堂”（养正小学前身），建校费用3万元。1918年，养正聘请毕业于中国岭南大学的林耀翔（1888－1983）担任校长。1919年，冼星海（1905－1945）从英校转入广惠肇养正学堂读书。期间，音乐老师区健夫（生卒年不详）非常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让他担任乐队队长兼指挥。因此，当林耀翔于1921年回广州担任岭南大学所设的华侨中学校长时，他带了20名养正的学生到广州升学，冼星海也在其中。后来冼星海成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这可说是林耀翔及区健夫二人的栽培，改变了冼星海的人生。1937年，董事部再次聘请林耀翔为校长，直到1959年，长达24年。
慈善家梁后宙，则在林厝港捐地建校，于1938年创办启化学校，让800名员工的子女受教育。在60年代鼎盛时期，启化除了总校外，还有两所分校，其中一个分校借用林厝港路的妈祖庙“阿妈宫”的戏台上课。
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1866－1925）为革命运动四处奔走筹款，呼吁做好起义的准备。1906年，孙中山从欧洲回日本，途经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第一个海外分会，由陈楚楠（1884－1971）担任会长、张永福（1872－1959）为副会长。
孙中山理解女性如果没有受教育，无法在社会、政治、经济上，扮演积极的角色。1911年，同盟会南洋分会在孙中山的鼓励下，陈楚楠、张永福积极筹划开办“南洋女学校”，但后来陈楚楠为孙中山的起义筹款助饷，建校计划也就耽搁下来。直到1917年，同盟会一位积极推广女子教育的余佩皋（1888－1934），从婆罗洲来新加坡。在她的努力之下，“公立南洋女学校”（后易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终于开学招生。由极力提倡“提高女子教育、振兴女权”的余佩皋担任首任校长，陈楚楠受委董事会主席。1927年至1966年，南洋女学校由刘韵仙（1901－1975）担任校长，她掌校近40年间，南洋女学校校务蒸蒸日上，成为区域间最优秀的女校。
但建国前第一所女子学校，非“公立南洋女学校”而是“中华女子学堂”（后易名“中华女子中学校”，中华中学前身）。它于1911年由郑聘庭牧师（1872－1944）等人，联合民间热心教育的华人领袖所创办。1940年，学校开办高师班，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数留在母校执教，为我国家教育贡献力量。1921年，郑聘庭协助长老会，创办我国第一所幼儿园星洲幼儿园（又名星洲幼稚园，后增设附小），掀开狮城启蒙教育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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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语言所有词语的总汇。它由该语言的使用者约定俗成，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面镜子。
在词汇的大家族里，基本词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具有稳固性、普遍性和能产性。基本词以外的词叫通用词，数量庞大。通用词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字母词、社区词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新词新语产生后，进入通用词，成为词汇家族的新成员。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基本面貌，跟中国的普通话词汇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本地社区所形成的特有词语。以2016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收录词语8万8800条为例，新加坡华语的特有词语达1648条。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加坡本土词语、社区词语，多数是记录、反映本地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如：组屋、乐龄、拥车证、新生水、易通卡、集选区、度岁金、建国一代、立国一代、新加坡司令（一种鸡尾酒饮品）、就业准证等。这类社区词属于各区域创造的新词，如果不加注释，其他社区是不容易理解的。例如，新加坡华语有不少跟词素“大”字组成的社区词，包括大彩、大牌、大坡、大耳窿、大伯公、大日子、大字报等。这些词因应新加坡华语的语境而产生。
本地某些特有词语的造词方式不落俗套，很有新意，显示社会对特定群体的尊重与友爱。比如“乐龄”指“老年”或“老年人”，它避开“老”字，以“乐”代“老”，而“乐”也有“快活”“安乐”的意思。“乐龄”还衍生出来不少的词语，包括“乐龄村”“乐龄周”“乐龄中心”“乐龄公寓”等，并且还在不断扩展之中。再比如，“客工”，即“外劳”。虽然新加坡也用“外劳”，但是“客工”一词的使用频率比“外劳”高。
特有词语中有些词的词形跟中国普通话相同，但是含义、指向不同，出现“词形相同义不同”的现象。例如：“劳改”，本地是指乱丢垃圾的人（垃圾虫）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与中国的法律惩罚是不同的；“大字报”，在新加坡一般指放高利贷的人亲自或派手下到债户的住所或工作地点张贴的追债文告，与中国所指的开展大批判所使用的、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也不同。“大衣”，本地指男士西服上衣，中国则指长及膝盖的冬天上衣。这类词语，容易引起不同地区间的人们理解上的分歧。
还有些词语，新加坡依然使用，但在中国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语文生活了，例如：邮差、乩童、佣人、得直、车夫、清道夫等。
说到本土词语的产生、来源，与中国的南方方言（例如福建话、广东话）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饮胜（干杯）来自广东话、鸡婆（多管闲事之人）、吃蛇（偷懒）、怕输、没鱼虾也好（聊胜于无；有就比没有好）来自福建话、潮州话等。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词语，由于南方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有频密与稀少的差异，这就影响到新加坡华语跟中国普通话的不同。例如：“面”与“脸”，南方方言常用“面”，普通话常用“脸”。因此，普通话的词语“脸盆”，新加坡华语习惯说成“面盆”。再如：“阔”与“宽”，南方方言多用“阔”，普通话多用“宽”，新加坡华语便常用“阔”代替“宽”，例如：“这条马路很阔”；再如”位”，普通话会说位子、座位，是双音节词；而新加坡华语常作为单音节词使用，例如：“有没有位？”；“这个位有人坐了！”等。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
在本地多元语言背景之下，英、华、巫、印各语言间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本地华语就有一些来自英语、马来语的词语。例如：杯葛（boycott，抵制、抵抗）、固打（quota，定额、限额）、罗厘（lorry，卡车）等。来自马来语的词语也不少，例如：峇峇（baba）、娘惹（nonya）、甘榜（kampung）、惹兰（jalan）、峇迪（batik）、纱笼（sarong）、叻沙（laksa）、乌达（otak-otak）、罗杂（rojak）、沙爹（satay）、奎笼（kelong）、巴刹（pasar）、加龙古尼（karang guni）等。
还有一些词的概念，来自英语，但是词形（包括语素和结构）已经华语化。例如：“钱骡”1，来自英语的money mule，指为犯罪分子提供银行账号、身份证、供犯罪分子转帐、洗钱等犯法行为的人。该词的造词形象、生动、贴切，常见于本地报章杂志。尽管该词也偶见于其他华语和普通话通行的地区，但是，该词在新加坡的使用频率之高，形成一枝独秀的现象。
字母词2是新加坡华语词语库中的另一个有特点的外来词现象。口语和书面语常用的字母词有：5C、U转（U-turn，掉头）、COE（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拥车证）、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中央公积金）、DJ（disc jockey，唱片骑师）、EM1（English–Mother Tongue 1，英文与高级母语）3、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电子公路收费制）、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消费税）、HDB（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建屋发展局）、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工艺教育学院）、MRT（Mass Rapid Transit，地铁系统）、NETS（Network for Electronic Transfers，电子转帐系统）、NTUC（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全国职工总会）、PIE（Pan Island Expressway，泛岛高速公路）等。本地华语常用的这些字母词，凸显出在多语言地区各种语言间的相互渗透、影响。
总之，新加坡华语词汇系统，既保留了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确保本地华人和中国、台湾等地华人之间无障碍地沟通，又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现实而有很多创新和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本地华语的特色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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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餐饮文化，在早期的时候获得华人移民、区域文化、欧美影响三大管道的滋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本土的活力与创意，也让食物与菜肴产生了独特的在地风味。因此，新加坡当今的饮食版图，不但呈现了丰富多样的色彩、香气、味道，也展示了融合与杂糅的性质。
第一个滋养管道是华人移民脉络，从二战前数百年来自广东、福建的华商与华工，到来自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的移民，到1990年代开始来自中国大陆背景多元的新移民，使得各地华人饮食习惯纷纷传播到新加坡。第二个管道是区域的族群互动，让马来人与印度人及其他种族的饮食料理，跟华人的烹调方式进行了交融，创造了杂糅的食品。第三个管道是早期欧洲的殖民主义，以及现代欧美的全球化影响，也让新加坡华人餐饮内容，吸纳了西方的烹饪方法。
华人餐饮从早期族群传统延异至目前本地特色，在地理空间上也从个人与家庭厨房扩散到新加坡各个角落。无论是早期的沿街兜卖的小吃，还是小商铺（杂货店）、住宅区的小贩中心、购物中心的食阁、学校与工作单位的食堂，都可以看到华人的零食与菜肴，眷顾了华人与其他族群的胃口，也解决了日常吃喝、特定仪式、重大节庆等各种需要。可以说，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景观里，华人餐饮是其中一大组成。
早期华人的菜肴，主要分为福建（闽南）、潮州（潮汕）、广东（粤）、客家、海南（琼）菜系，反映了这五个方言群在新加坡社会的组成。后来，川菜、东北菜、湖南菜、上海菜、杭州菜、江苏菜、莆田菜，也随着新移民来到新加坡的饮食版图上。可以说，现今的新加坡华人餐饮，古早味与新滋味并存。有些餐馆的菜单，甚至包含了多种菜系的食品与饮料。
除了源自中国大陆的菜系，来自其他华人社会的菜肴，也构成了新加坡华人餐饮的多元性。最近数十年，来自香港茶餐厅的鸳鸯奶茶、菠萝包、猪扒，台湾的士林小吃、粥品、珍珠奶茶，来自马来西亚各地（怡保、笨珍、砂拉越）等菜品，纷纷出现在新加坡，反映了华人各种饮食文化在这里交汇，整合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举云吞面为例，新加坡常见的，就有新加坡本土、马来西亚笨珍、香港三种特色的做法。以粽子为例，市面上看到的，就有本土的娘惹粽、广东福建的咸肉粽、枧水粽、裹蒸粽、双拼粽、江南豆沙粽等各种类型。月饼亦然，除了流行已久的广式月饼和潮式月饼，上海月饼也逐渐广为接受。这些华人料理的丰富多样性，让新加坡人可以任意选择享用。
海南人在新加坡餐饮的参与，体现了欧洲元素的吸纳。由于在殖民地时代担任洋人的帮佣，海南人学会了做西餐和泡咖啡，后来推广到咖啡店与食摊，成为新加坡广大人民喜欢的㗝呸（kopi，即咖啡）、烤面包（涂牛油、咖椰酱）、生熟蛋等。当然，现在这些食品的厨手再也不仅限于海南籍贯的人。
最能体现本地杂糅性的，也许当属娘惹菜。土生华人是早期华人移民与土著通婚之后的后裔，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结合了华人传统习俗和土著文化习惯，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土生华人菜肴通称为娘惹菜，融合了华人与土著菜系，大量采用了当地与区域的香料与植物（红葱、蒜、姜、南姜、香茅、罗望子、棕榈糖、莳萝、辣椒、叻沙叶、薄荷叶、班兰叶、泰国青柠、亚参、峇拉煎、虾膏、参巴辣椒酱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源自中国的食物，在新加坡的做法与吃法有所改变，或者增添新意。例如，客家酿豆腐在新加坡的种类，跟中国客家地区已不尽相同。而且，酿豆腐在新加坡除了清汤，还配以本地风味的甜酱、辣酱、叻沙，或者东炎汤。在本地化与普及化的过程当中，酿豆腐再也不局限于“客家”的方言群标记，而受到不同族群的欢迎。此外，新加坡的（猪）肠粉，在厚度与酱料方面，也显得跟广州、香港、马来西亚的不一样。
海南鸡饭，可能是本土化最有代表性的菜品之一。虽然做法源自海南岛的“文昌鸡”，但新加坡“海南鸡饭”的料理有了新方法，口感有了新变化。这道在本地小贩中心与餐馆常见的菜肴，最大的特色是香气四溢的米饭（以鸡高汤、姜和香兰叶烹煮），嫩滑的鸡肉，配上辣椒酱、姜醤，多了南洋的风味。
另一具有本土创意与风味的菜品，是肉骨茶。本地华人结合了中药（党参、当归、玉竹、川芎、枸杞），以及香料（八角、茴香、桂皮、丁香、大蒜、甘草、花椒、甘蔗、罗汉果、胡椒），熬煮肉骨汤，成为一道中国本来没有的菜肴。在本地，肉骨茶主要分为潮汕派（胡椒味较浓）、闽南派（较多香料、黑酱油）。肉骨茶不但是本地人常吃的食物，而且吸引了许多游客享用。肉骨茶汤料与汤包，甚至远销流传至中国及各地。
被称誉为新加坡“国菜”的辣椒螃蟹，更彰显了本地华人的餐饮创意。有关谁是它的创始人，有不同的版本与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源自1950年代至1960年代新加坡的餐饮业，现在已是各大海鲜餐馆、小贩中心常见的菜品。此外，黑胡椒螃蟹，白胡椒螃蟹，也是采用了本地的料理方法，成为餐桌与宴席上的热爱选项。
处在多元种族的环境当中，新加坡华人的日常餐饮，也吸纳了其他族群的饮食文化。菜品包括了罗惹、椰浆饭、沙爹、印度煎饼、马来卤面、暹罗米粉。甜品和饮料包括了煎蕊、班东牛奶／玫瑰露。华人常到友族的餐馆与摊位享用，甚至华人自己也有经营售卖这些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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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晚成（1909－2007）出生于中国广州，在广东省美国教会主办的寄宿学校真光学校1完成中小学教育。期间师从学校创办人、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兼教育家那夏理（1844－1924）以及马格丽（生卒年不详）学习钢琴。1923年，她进入岭南大学艺术教育系，其后考入北京音专。
1930年，黄晚成前往法国就读于巴黎音乐师范学院，在以演绎萧邦钢琴曲闻名的浪漫派演奏大师科尔托（1877－1962）门下学艺。1935年黄晚成考入英国伦敦三一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国执教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及广州音专。
1939年，中日战争时期，黄晚成与丈夫、留法电机工程师王祖辉（生年不详－1942）避难南来新加坡，并在岭南大学的新加坡分校，以及南洋女子中学教音乐。王祖辉于1942年日据时期大检证时遇难。随后，黄晚成分别创作《怀人》与《胡不归》（1945）两首歌曲，被认为是纪念其丈夫所作：“心悽切、泪双流。从心里涌出，复向心里流。是生离苦，抑是死别愁？”（《怀人》歌词）
自日据时期开始，黄晚成转以私人身份教授钢琴。1947年，她的母亲从广州抵新，从此母女同住。除了音乐，黄晚成也喜欢画画，她曾在1950年代进入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今南洋艺术学院）选修西洋美术课程，并成为美专第六届毕业生。
1953年，黄晚成回到法国，重归科尔托门下，参加短期学习课程，并继续进修高级钢琴演奏法。随后，《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颁布，黄晚成成为第一批的新加坡公民。
1979年，黄晚成在新加坡国庆日获总统颁发“公共服务银星勋章”，是获此殊荣的本地音乐界第一人。
作为一位出色的钢琴老师，40多年以来黄晚成门下人才辈出，其中就包括了新加坡杰出钢琴家张文婕、王立达、杜智衡、蔡嘉宾、张梅立以及林晶晶等。
从事钢琴教育之余，黄晚成的词曲创作亦甚丰。代表作品，除了《怀人》《胡不归》，尚有《给一位失踪的人》《知足常乐》（1982）、《我的小歌》《南洋美专院歌》（林学大作词）、《相思苦》（陈之初作词，1982）、《我们来当先锋？》（子声作词）、《大勇歌》（高冠天作词）等。
2000年，黄晚成将她的收藏（包括信函、照片、曲谱、书籍等）捐给南洋艺术学院，其图书馆建置了“黄晚成档案资料库”，开放予公众阅读。
黄晚成于2007年6月与世长辞，终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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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泽熙（1935－2009），原籍中国海南，于1939年随母亲移居新加坡。
莫泽熙1957年毕业于中正中学高中部，1964年入读南洋大学。就学期间，本来对无线电有浓厚兴趣的他，偶然听到了中国小提琴家马思聪（1912－1987）演奏的《思乡曲》，深受感动。本来就对民乐感兴趣的他，继而投向音乐。1由于家庭经济环境并不优渥，莫泽熙一开始只能靠自己摸索、自学。直到后来得到钢琴教育家谢佩贞（冯国祯2夫人，1910－1999）的指导，情况才有了转机。
1959年，莫泽熙受邀指挥爱同／崇福校友会联合民乐队3，其指挥才能广获认可。原以汉乐和潮乐为主的民间社团音乐社——陶融儒乐社，也邀请他担任其民乐队的指挥。经过三年的努力，莫泽熙把陶融民乐队训练成一支在当年算是高水平的民乐队，并成功演出《浔阳夜月》以及《欢度新春》两首民乐大合奏。
1963年，莫泽熙带领了大部分陶融民乐队队员加入康乐音乐研究会。康乐音乐研究会民乐队也因而成为拥有41位队员的中大型民乐队。同年，康乐音乐研究会与南洋大学合唱团，举办了为南洋大学筹款的音乐晚会，晚会上莫泽熙成功指挥演出《东海渔歌》以及《青年钢琴协奏曲》等难度较高的大型民乐曲，获得好评。这除了显示新加坡民乐水平的提升，也是莫泽熙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高点。
一谱难求的时代，早期新加坡的音乐人往往得靠自身的听音练耳训练——靠听音把音乐从唱片上记录下来——不断摸索自学，方能寻得突破。在种种先天限制，莫泽熙的音乐追求更具时代意义。
除了民乐记谱以外，莫泽熙以指挥演出为主，并没有创作民乐作品。他的歌曲作品，较为大家熟知，包括至今流传不衰，已成为一代经典的《胶林，我们的母亲》（1956）、反映渔家困苦的短篇歌剧《渔家之歌》（1958）以及工会组织统一运动歌曲的《统一工运》（1959）。
除了音乐人，莫泽熙也是本地著名的盆栽大师、盆景艺术家，曾任新加坡盆景协会（今新加坡盆景与赏石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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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1990年的戏剧盒是个关注社会议题、提倡社会参与的双语剧团。戏剧盒说到创立的宗旨时，表示希望通过创作，创造让社群对复杂议题进行反思的空间，也通过创造性的叙事方式，让人们对新加坡的文化、历史、身份认同有更深层的了解。1戏剧盒的作品，着重艺术实践的多方面探索。学者认为，戏剧盒的创作，不论是本土原创作品、改编作品、商业主流的音乐剧、实验性制作、户外的社区剧场、广播论坛剧场、还是为公众与特定对象主办的戏剧工作坊，都有显著的表现。2戏剧盒的创办人是2022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郭庆亮，他同时也担任该团的艺术总监32年，直到2022年四月，由许慧铃和韩雪梅接手，担任联合艺术总监。
戏剧盒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会戏剧组的一群毕业生和在籍学生于1990年成立。和当时其他华语剧团的运作方式一样，戏剧盒一开始也是以业余性质为主，平均每年举办两、三场演出。1998年，戏剧盒正式转为全职运作，演出量也大大增加。除了2004年短暂停止全职时期只呈献三个小剧场演出，其他时候，戏剧盒在正规剧场、社区、特定场域的演出，一般上每年至少呈献五至七个节目。
在初创时期，身处剧场多元发展的1990年代，戏剧盒从具有实验精神的小剧场空间起家，以独立艺术空间电力站为最初的基地。逐渐壮大后，剧团为扩大观众群，在1990年代末开始涉足主流剧场形式。进入21世纪，戏剧盒以社会与性别课题为主的剧作以及社区演出形式，成为新加坡最重要的专业华语剧团之一。时至今日，社区参与性及对话形式的表演已经成为戏剧盒的独特风格以及其作品中标志性的元素。
社区剧场演出是戏剧盒从2001年开始拓展的新方向，主要由郭庆亮和李邪策划、编导。以嘲讽形式的短剧及让观众参与其中的论坛剧场，一开始的宗旨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观众群。戏剧盒于2001年5月呈献了第一部社区演出《夭寿！我诶肉啊未煮好！》，探讨家庭暴力课题。同年11月，他们呈献了新加坡第一场户外论坛剧场演出《吃饱了吗？》，开启引导观众参与和互动的社区演出形式。
论坛剧场起源于巴西剧场大师奥古斯都·波瓦（1931－2009）所创造的“被压迫者剧场”。其最大的特点是让观众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见替代演员化解剧中的危机，使观众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主动的观演者。戏剧盒是推动新加坡论坛剧场的先驱，多年来和无数的机构合作，创作了许多论坛剧场演出，探讨过的议题包括家暴、离校青少年、嗜赌、种族歧视和恐怖主义等。
郭庆亮曾经在1991年一篇《联合早报》的访谈中表明戏剧盒鲜明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尝言，戏剧盒希望能够以戏剧刺激观众思考、探索，并从中传递戏剧盒对社会现象的看法。3在确立了社会参与的方向后，戏剧盒便以全岛各地巡演的方式，主力拓展社区剧场，将具有社会接触与参与性质的剧场带入社区的核心。离开传统剧场空间，戏剧盒采用论坛剧场与特定场域演出为主要方法，与观众建立互动，通过创作在社区开启对话空间，引导观众探讨和反思切身的社会议题，让艺术和戏剧更加贴近生活。郭庆亮认为，论坛剧场是戏剧盒的一个重要元素，深度的演员与观众之互动使艺术不仅是个成品，更是实践。4
这些有别于传统在正规剧场呈献的论坛有社区剧场的演出，数量更多，涵盖面更广，使戏剧盒的作品，不仅反映和议论现实课题，也介入社会，成为行动主义的重要参与者。5通过社区剧场的开拓，戏剧盒将戏剧带给草根民众，同时进入普罗大众生活的社区空间，让他们有了发声的机会，奠定了剧团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参与意识的剧团”的理念。6
近年来，为了触及越来越多元的观众，戏剧盒也不断开发多媒介和多语言的创作。例如，参与性多语言社区剧场《不知岛》系列，通过深入地方的采访和研究，勾勒出一个社区的边缘化，从而吸引观众参与其中，来思考历史保护和政治能动性等问题。72014年在河水山组屋区演出的项目《不知岛的时光》更是首个以地域为界的社会剧场。后来，剧团在2015年首次演出的参与式剧场《一堂课》也尝试让观众更深入地参与创作的过程，鼓励观众在土地空间这个课题上进行讨论，表达自己的立场，并主导剧情的发展。2016年，在教育部品格与公民教育处的支持下，这部作品进行改编后走入了校园，让年轻观众也有机会参与。2024年，受滨海艺术中心华艺节委约，戏剧盒改编丹尼尔·海因斯的播客故事《不中用的狗》，为儿童观众呈献《我的“汪汪”在哪儿？》，以充满趣味和互动的方式，讲述一段发掘天赋的自我探索旅程，显示戏剧盒持续开拓更广的观众群。
戏剧盒的代表作包括：
回顾新加坡华语剧场的发展史，剧场与社会、政治、文化等体系不断进行互动、对话、抗衡与协商。新加坡现代剧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超越“为艺术而艺术”，以剧场作为有效媒介，实践对于社群、社会、政治参与性的关注。8而戏剧盒就是其中的代表剧团之一。从传统剧场发展到黑箱剧场、论坛剧场和社区剧场，戏剧盒不断通过作品将尖锐的问题抛向观众思考，鼓励实践中的反思。在创作艺术作品的同时，戏剧盒也通过研讨会和培训计划等，积极创建一个有可持续性的本地艺术生态系统。例如，戏剧盒经营长达15年的“白色空间”培训项目、“艺树人”青年支部等计划都在全方位地培养具有社会意识、不断提问、试探甚至挑战思想观念的青年以及新一代的剧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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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艺联剧团成立于1957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语剧团之一。该剧团的创始人余德宽（笔名申请，1922－卒年不详）当时是友联出版社社长，与教育界、文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艺联剧团吸引了原属于中教剧团1、中国学生剧团、武汉合唱团的成员加入。艺联剧团的第一代主要团员大多来自于中国高校，积累了丰富的专业话剧制作和表导演经验，如陈振亚、周立良（1925－2019）、柳波、江莎等。因此，艺联剧团的演出在剧本诠释、舞台演绎以及演员台词语音表达等方面独具特色，赢得了广泛好评。
自成立以来，艺联剧团演出了许多海外华语剧作家的经典剧作，如曹禺（1910－1996）的《北京人》（1958）、《雷雨》（1959）；费穆（1906－1951）的《秋海棠》（1958）；周贻白（1900－1977）的《花木兰》（1959）；姚克（1905－1991）的《清宫怨》（1965），以及李健吾（1906－1983）根据法国剧作家萨杜（1831－1908）《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1967）。
1983年，艺联剧团首次在新加坡主办《莎士比亚戏剧展》，由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1936－2002）亲自主持开幕。同年，由艺联剧团艺术顾问蔡曙鹏执导的莎士比亚《暴风雨》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戏剧节。自此，艺联剧团的演出剧目逐渐多元化，其中包括日本狂言《花姑娘》（1985）、弗雷德理克·诺特（1916－2002）的《等待黑暗》（1987）以及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1990）的《老妇还乡》（2011）等作品。蔡曙鹏编导的跨文化诗剧《茉莉公主》（1984）获得文化部主办的戏剧节的最佳演出奖。
艺联剧团早期主要导演包括陈振亚、周立良、陈婉贞。进入1980年代，蔡曙鹏、张岳成、陈雪华、谢芝炫、黄奕磊等人开始担任导演工作。在1990年代，导演阵容进一步壮大，有张岳成、李伟雄、黄奕磊、华亮（1953－1995）、陈兆锦、邹勇辉等人。进入21世纪，艺联剧团不仅继续与资深导演郑有国、蔡曙鹏、刘莉莎、杨文仲、谢芝炫、陈天赐等合作，还为年轻导演提供机会，例如蔡荣安、邝伟忠、叶向玲、王伟样和李特等人。
此外，从1984年开始，剧团也开始演出相声、小品、原创小戏、诗歌朗诵、诗剧等。其中相声演出持续至1989年，其作品包括《吹牛》（1984）、《征婚》（1986）、《怕鬼》（1988）以及《成语新编》（1989）等。
同时，小品演出及原创小戏也是新加坡艺联剧团的一大特色，例如《金鸡偷油》（1985）、《大家一起来抓坏蛋》（1986）、《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1986）、《看电影》（1989、1990）以及《咖哩啡》（1993）等。2019年，剧团还尝试演出了英语短剧《云吞》。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进入21世纪后，新一代的领导层将艺联剧团带进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新发展阶段。在杨国标、林仰忠、陈雪华等几任团长的领导下，艺联剧团也开始了多部儿童剧的演出，包括《绿野仙踪》（2001、2002、2004）、《马兰花》（2005）、以及与本地新加坡焦点剧场合作的《小白兔快跑》（2011、2012）、《老鼠嫁女》（2013）等。
2016年，艺联剧团举办了建团6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在国家图书馆观景阁举行的大型研讨会和朗诵演唱会，以及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小剧场演出的、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舞台剧《夜莺》。同年，《夜莺》受邀在日本富山举行的国际儿童戏剧节演出。
作为本地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华语剧场之一，艺联剧团近几十年的艺术特点是其坚持多年的，反映本地普通市民生活、具有本地特色的原创（包括改编或移植）且多次上演的经典剧目。
艺联剧团中不乏潮州籍的资深团员，因此剧团曾经演出改编自潮剧的《换偶记》（1990、1992）。2000年，剧团还演出了移植于中国上海方言同名滑稽戏的潮语版的《七十二家房客》，受到社会与公众的热烈欢迎，翌年再度重演，场场爆满。
自1991年起，艺联剧团开始积极参与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其首次出国演出的戏是菲德烈·洛特的《等待黑暗》，该剧受邀参加马来西亚国际戏剧节，反响热烈。两年后，剧团又再度受邀参加该戏剧节，剧团便演出了由张岳成和吴正泉导演的《成人的寓言世界》系列，包括《一条线》《世界末日的婚礼》《咖哩啡之歌》等具有本地特色的原创短剧。
早在1984年，剧团便以根据印尼爪哇古典戏剧风格改编演出的跨文化原创诗剧《茉莉公主》荣获文化部主办的戏剧节最佳制作奖，并于2006年、2007年和2009年先后三次在海内外重新上演。
自2002年起，艺联剧团也多次受邀参加韩国的马山国际戏剧节，先后连续达12年之久。2013年，蔡曙鹏编导的《老鼠嫁女》远赴欧洲，在摩纳哥国际艺术节登场。2016年，具有本地特色的《夜莺》也受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富山世界儿童表演艺术节。2017年，王伟样改编并导演的《纪念牌》也受邀在韩国春川国际戏剧节演出。2019年，精简版的《茉莉公主》和《那年、那夜、那些人》又应邀在山东小剧场国际戏剧节展演。
由现任团长陈婉美领导的合唱团，于2014年首次和艺联剧团合作，联合制作了特具本地特色的《那年我们唱的歌》。2018年，陈婉美担任艺联剧团团长后，首次推出的剧目便是反映本地生活的，由许声亮编剧、陈兆锦导演的原创歌舞剧《心中的彩虹》。同年推出的演出还有萧稚龙编导的《武与舞》，这是一个融合了本地武术和街舞元素的制作。
2019年，艺联剧团推出了两部以歌串戏的，反映本地银发族生活的原创剧目《我只在乎你》和《我的歌声里》，以及短剧和现场直播的《咖啡无界限》，尝试以新形式锻炼演员，并吸引新观众群。
冠病疫情期间，艺联剧团将重心转向了直播节目制作，推出了多个线上节目。2022年，艺联剧团恢复在剧场演出，在推出线上节目《艺联剧团新春特备节目：福虎生威美意延年》的同时，也在史丹福艺术中心演出许声亮编导的本地原创剧目《亲情无处不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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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艺术剧场是本地历史最悠久且活跃至今的华语剧场。其诞生于新马两地反殖及争取独立运动高涨的1950年代。一批受华文教育、在中学时期曾经参加学生演剧的青年，由王秋田（1905－1990）、刘仁心（1924－2002）、郑民威（1926－2000）、刘怀恩（生卒年不详）、潘明智（1929－2003）、吴诸福（生卒年不详）、蔡国华（1926－卒年不详）等起草章程，于1955年4月16日成功注册成立艺术剧场。在英国殖民地时期，要成立一个华语剧场实属不易，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只能用“Singapore Amateur Players”的英语名字，得以注册成功。1
作为一个以演出华语话剧为主的艺术团体，艺术剧场即在同年11月，隆重首演了其排练了近一年的《日出》。由此便宣示了这批话剧爱好者的艺术追求与文化定位：因为这是新加坡艺术剧场的建团演出，其“演出中,演员、布景、灯光、服装各方面,都有超水准表现,首度出击,便已贏得广大的注目，支持与肯定”。21960年，艺术剧场被委任为人民协会的团体会员之一。1961年，艺术剧场应文化部邀约以会员林晨（1919－2004）的作品参加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文化节。
艺术剧场在成立的首15年所表现出的三大特点是：1）演出频密；2）表演及导演（人才）资源稳定，3）现实主义演剧风格鲜明。在成立的首八年（1955－1962）内，其推出的话剧、舞蹈演出，频密之高，为当时剧团之最。其演出剧目包括了海外华语话剧原创经典，如曹禺（1910－1996）的《日出》（1955）、《雷雨》（1957）、《家》（1959）；夏衍（1900－1995）的《上海屋檐下》（1956）、《芳草天涯》（1959）；吴祖光（1917－2003）的《林冲夜奔》（1961）；于伶（1907－1997）的《女子公寓》（1961）；黄佐临（1906－1994）的《梁上君子》（1962）等。此外，还有西方名剧的华语版，如，果戈里（1809－1952）的《巡按使》（1957）、改编自（俄国）高尔基（1868－1936）的《夜店》（1958），以及（法国）勒内·福舒瓦（1882－1962）的《油漆未干》（1962）等。
艺术剧场拥有多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如王秋田（1905－1990）、林晨、刘仁心、吴敬钿（1926－1985）、郑民威、黄天能（1926－1990年代末）等。也有不少在学生时代便开始活跃于舞台的演员3，如白淑銮、高金凤（1926－2013）、陈炳文、冯乃尧、梁宝柱（1931－2009）、陈有操、李娜娜（1933－1989）、曾盼盼、陈国首、梁巧珍等。艺术剧场遵循现实主义的演剧美学原则，追求以精致的舞台艺术来揭示生活本质的真实。
1966年至1976年间，艺术剧场继续其现实主义的演剧风格，用华语搬演了世界各地各个时期剧作家的各类剧目，如王尔德（1854－1900）的《少奶奶的扇子》（1966）、曹禺的《北京人》（1966）、易卜生（1828－1906）的《娜拉》（1967）、陈白尘（1908－1994）的《升官图》（1968）等经典之作。
1968年，艺术剧场举办的演员训练班为其增添了新生力量，演出了精彩的独幕剧如《香格里拉小姐》（1968）、《禁止小便》（1967）、《一个苹果一个世界》（1971）、《梁上君子》（1977）等。
1970年代，艺术剧场的会员曾达至百多位。当时由梁巧珍和龙学廷分别领导的舞蹈组和声乐组，也先后组织了《“江河在奔流”音乐舞蹈晚会》（1972）、《十月欢唱晚会》（1974）、《文艺晚会》（1978），皆都延续了1960年《音乐诗歌舞蹈晚会》和1962年《文艺晚会》的创作精神。1966年至1976间的10年里，艺术剧场也先后呈献了集体原创剧目如《蛆虫》（1973）、《阿添叔》（1974）、《秘书梦》（1978）、《惊梦》（1978）和《赌》（1978）。1973年，艺术剧场建团18年之际，首次集体创作了本土戏剧《第二次奔》，并同时出版了演出剧本。
在接下来的1979年至1994年的15年里，艺术剧场继续在多个艺术领域开拓，并曾以大戏《阖第光临》（1979）、《金鱼缸边》（1981）、《不速客》（1982）、《真相》（1983）、《燕飞翔》（1984）和《一念之差》（1986）参加了当时文化部主办的戏剧节。这段时期，艺术剧场演出的重要剧目还有：《公众舆论》（1983）、《安娣》（1985）、《结婚》（1988）、《乱世佳人》（1990），以及和职总戏剧团联合演出的《今夜钟声响亮》（1991）。
1982年至1985年间，艺术剧场连续四年参加电台主办的相声短剧晚会，演出了不少郑健源创作的相声作品。之后，相声及短剧的专场演出不断。其中包括1991年，由中国相声名家郝爱民担任艺术指导的的《笑口常开相声晚会》以及1999年的相声剧《狮城笑谈》等原创相声剧目，皆堪称本地相声演出佳作。艺术剧场在1980、1990年代的相声演出，和1991年推出的华、英语短剧晚会，是这段时期的重要成果。
1986年，从1971年就加入艺术剧场的许崇正正式接过了剧场的领导棒子。艺术剧场也延续了开班授课的传统，主办了声乐、舞蹈、戏剧表演、相声等训练班。自1992年开始，艺术剧场派遣教师到学校授课，推动校园戏剧。
1995年是新加坡艺术剧场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新加坡艺术剧场正式注册为非盈利专业剧团，同时也将其英文名字正名为“Arts Theatre of Singapore Ltd”。4艺术剧场接着便开办儿童演艺班、语言班、音乐班、舞蹈班，并成立小雨点少儿艺术团。之后又与贵州小花少儿艺术团、云南省民族少儿艺术团合作演出，并开始专事儿童剧演艺。很快，新加坡艺术剧场就以儿童歌舞剧《花仙子》（1996）、《小白兔》（1996）、《丑小鸭》（1998）等，确立了其在本地华语剧场儿童剧演艺的主导地位。
1998年，艺术剧场启动了其年度的“全国学生戏剧小品比赛”，鼓励并组织各学校学生自创小品，也同时举办“全国学生戏剧创意营”，且连续举办直至2004年。自2007年该华语戏剧（小品）创作演出比赛便被正式纳入教育部举办的“（青年节）全国（华语）戏剧比赛”，成为新加坡华语剧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长期以来，艺术剧场通过搬演、改编与原创，保留了十多部深受观众欢迎的儿童剧轮换演出剧目，其中包括《金银岛》（2015）、《小蝌蚪找妈妈》（2016）、《小王子》（2019）、成语故事系列如《守株待兔》（2016）、《南柯一梦》（2017）、《西游记》系列、寓言剧《东郭先生》（2016）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原创剧目，如《和书一起飞》（2018）、《我们的家园》（2019）、《环保小天使》（2019）等。
新加坡艺术剧场也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戏剧系学生的常年实习基地，也是其历届毕业生的常年且最大的业界雇主。目前由南艺戏剧系首届毕业生艾家琪担任艺术总监的新加坡艺术剧场，活跃于本地中小学校的校园礼堂、维多利亚剧院、戏剧中心、月眠艺术中心、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中国文化中心、佳伟剧场，以及各个民众俱乐部等，其常年均演出各类剧目达50多场，面向多达2万观众，培养了本地几代华语剧场的观剧社群。在冠病疫情期间，艺术剧场也坚持在网上为学校进行直播演出达30多场。同时，艺术剧场的儿童剧，也多次代表新加坡受邀出访，足迹遍及中国、日本与泰国。新加坡艺术剧场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已成为新加坡华语剧场主流业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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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概括新加坡英语小说中对本地华族文化历史的呈现，很快便面临一个难题：华人虽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本地的文学生态却是复杂多元的，当中所蕴含的思想和主题不易概括而言。此外，又是否可以如此表述：任何反映新加坡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亦难免会涉及本地华人的生活和经历？
因此，谨慎地界定探讨范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本文聚焦的作品，捕捉且描绘了自第一波华人移民潮以来，本地华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转变。这些作品大多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而以他方（其他国家）为背景，人物角色趋向国际化，或采用奇幻时空设定（包括外太空）的新加坡人之创作，则不纳入探讨范围内。在本文界定的范围内，族群背景亦非考量因素，且无关紧要，因为实际上，亦有不少非华人作家的作品中，包含了华人角色，及对本地华族文化的描绘。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新加坡出版的小说为数众多，为了控制篇幅，本文的讨论，并不会涵盖所有值得关注的作品。
新加坡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常常被认为是吴宝星的《如果我们作梦太久》（If We Dream Too Long，1972）。这部于2010年再版的本地成长小说代表作，在文学界广被关注，尽管它并不属于主流文化话语的讨论。小说透过主人公光明，深入揭示了新加坡甫独立之初，本地华族青年的心理状态，并提醒读者，早在当时，就已经有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以自己的脚步，迈步前行。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狭窄的牛车水店屋、新建的组屋、市中心的破旧酒吧，及远离市中心的宁静海滩等场景，对年长一辈的新加坡人来说，这些场景都是格外熟悉的。吴宝星也在小说中尝试再现新加坡式英语俚语的精妙，但由于他的成长过程和早年长居国外的背景，这种文学尝试并不能算完全成功。
早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到本地青年如何在个体的追求与社会、国家寄予的期望之间挣扎。同样的主题，也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许多作家探索的核心。光明这个不墨守成规的反英雄角色，与其他务实进取的同龄人形成强烈对立，成为数十年来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原型。
实际上，像光明这样的角色，有着悠久的文学渊源。或许这源于怀抱浪漫主义的个别艺术家的理想，他们试图摆脱社会束缚，构想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其他类似角色包括菲立·惹耶勒南在《初恋》（First Loves）中塑造的理想主义者阿良，以及萧维龙《邻里居民》（Heartlander）中充满自卑感的角色永成。这些作品中，鲜明的本土色彩跃然纸上，包括描绘了国民服役场景——这个被视为新加坡年轻男子成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叙事脉络中，也能看到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之间的巧妙互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纠葛与挑战。例如，《初恋》讲述了阿良的妹妹和印度裔马拉雅里男子拉吉夫之间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有几个篇章正是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叙述的，这种叙事转变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1980年代跨种族恋情造成的社会冲击与个体拉锯。
蔡学联的《了了》（Gone Case）也值得一提。小说的第一人称角色阿勇虽然比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还要年轻，但这名年仅12岁的少年同样展现出不少小说主人公被赋予的敏锐洞察力和怀疑精神。通过阿勇的眼光，读者感知了他在组屋生活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他家庭内部所发生的宗教矛盾，并随着他心爱祖母的离世而唏嘘不已。这部中篇小说广受欢迎，后来也改编成电视电影和漫画作品。
在回顾1965年后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群像时，不得不提及作家林宝音。她的作品深深吸引了无数本地读者。林宝音的创作丰富多样，涵盖小说、报章评论等文体，其中以她那些畅销的精辟短篇故事最为人所称道。多年来，她的短篇小说集《哀乐人生》（Little Ironies）和《雷公和其他的故事》（Or Else, the Lightning God & Other Stories）已成为新加坡学子课堂上——尤其是在英文文学课中——的必读书目。对新加坡读者而言，她的作品简明易懂，鲜明地展现了独特的新加坡场景，并经常把悠久的华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所谓更为“理性”的观念并置，进行对比。她巧妙地把传统华人观念和神灵鬼怪等超自然元素融入作品的文化背景中，故事中刻薄的反派角色往往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正派角色——如被剥削的女佣等——最终也会迎来出人头地的一天。
林宝音的小说不乏出现对新加坡人偏执的嘲讽：贪婪的男人渴望拥有有地住宅，最终却只能在自己的道教丧礼上通过焚烧纸扎屋来实现梦想；冷酷无情的老师只顾批评学生的语法错误，却对他的求助置之不理；不知悔改的赌徒在交通事故中看到车牌号码，仿佛看到万字票中奖号码。此外，德士司机向乘客抱怨时使用了道地的新加坡式英语，也反映这一本土语言在1970年代已相当普及（《哀乐人生》原文第一版于1978年出版）。在《德士司机的故事》（The Taximan’s Story）中，叙述者——一名德士司机——对那些为外国人游客提供伴游服务的年轻女孩振振有词，但他却仍旧接受她们的车资。在文末，这名德士司机也透露自己震惊地发现女儿也是这类“放荡”女孩之一。
林宝音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可能不被视为严肃文学，确实也有人批评她的人物形象与情节趋向刻板。但她的作品——尤其是《哀乐人生》一书——无疑在新加坡文学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作品呈现了一群令人难忘的人物，以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生活写照，在在提醒人们现代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以及华族文化习俗与信仰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层面，林宝音的文学探索为下一代小说家铺垫了道路。受她影响的，或可包括谭丽薇和张伟民——他们对处于社会边缘的新加坡年轻人的描写让读者印象深刻，也包括之前提到的菲立·惹耶勒南、萧维龙和蔡学联等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不仅仅从当代社会或自身生活经历中汲取灵感，虚构的历史小说，在经过严谨的资料收集后，也能够生动地再现早期华人社会，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官星波的《儒生与龙》（The Scholar and the Drag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初版于1986年的小说，讲述了在20世纪初，来自中国的主人公文仁如何融汇自身旧学素养与海峡殖民地商人阶层的资本主义精神，游刃有余于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生活。小说以1911年清朝灭亡作为结尾，细腻描绘了海外华人对故乡的态度，并深入探讨了中国的改革与未来方向。小说后记的时空设定，设置在成为现代城市国家后的新加坡，文仁的后代为纪念先辈的精神而创办了（虚构的）文光书院。
官星波小说中对儒家思想的拥护，受到评论家的质疑，尤其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她的小说叙述被认为略带说教意味，对二战的惨痛历史及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艰辛历程不曾着墨，也未深入探讨殖民主义、中国紧张的政治局势及政治意识萌芽等的复杂问题。可读性很高的《儒生与龙》，应被视为新加坡故事里的一个局部、经过挑选的一面。书中展现的世界观呈现亲英意识：海峡华人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经济阶层，渴望接受西方教育，也拥有前往美国的资源。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者，他们似乎无意改变海峡殖民地的统治秩序。若要为这部作品背书，可以指它反映了殖民时期新加坡一个精英群体的态度。尽管如此，读者仍需付出额外努力，才能从中汲取与当今相关的见解。1
玫若和林苏真的作品，或许更能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身为在新加坡备受赞誉的两位作家，她们的历史小说也以新加坡为背景，相关作品包括林苏真的《知己》（Dearest Intimate）和《河流之歌》（The River’s Song），以及玫若的《不同的天空》（A Different Sky）。这些作品描绘了在动荡岁月中挣扎求存的华人，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新加坡读者可通过她们的叙事脉络，看到在国家情意结之下，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如何被处理和应对。
在《河流之歌》中，林苏真为被迫迁离河边贫民窟、无权无势的华人发声，以较为直白的笔调描绘了负责重新安置工作和公共住屋政策背后的政府官僚。然而，这部小说似乎也支持宏观的国家叙事：故事主人公阿平和阿荣出身贫寒，但在故事结尾，他们分别成为美国伯克利大学受人景仰的音乐老师和知名音乐家。在缅怀深受都市重建计划影响的先辈时，阿荣也承认自己“在这个阳光明媚的黄金岛上过着美好的生活”，并表示自己中年发福。这样的叙述，突显了个人为追求所谓“进步”而做出的取舍。
《知己》是林苏真在2022年出版的作品，探讨了人心的复杂及人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下继续发挥爱的能力。这部小说从粤剧艺人金凤和她的孙女秀音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华族戏曲的深层价值与意义，展示了这种艺术形式如何在混乱和恐惧的年代发挥滋养心灵的作用。金凤的人生经历，如实记载了在新加坡独立以前剧团生活的艰辛；秀音的视角，则以现代的叙述手法，再思这门古老艺术形式经久不衰的潜力。
另一方面，《不同的天空》则展示了更为多元的角色阵容，包括欧亚混血儿霍华德·柏恩斯和印度商人拉吉。玫若试图勾勒新加坡如何从一个吸引多元移民的殖民地港口，变成一个让国民拥有共同理想和愿景的家园。爱上霍华德的美兰，是书中的主要华人角色。通过美兰的视角，我们见到她缠足的祖母，窥视早年新加坡富裕商人阶层的生活，也跟随美兰家里的妈姐（自梳女）帮佣，到访她位于牛车水“公司房”里的金兰姐妹会。
在玫若的笔下，我们读到1927年至1956年间的新加坡，如何在各种因素驱使之下，为政治自觉的启蒙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创造有力条件。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共产思想的传入、1950年代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发生，以及日据为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美兰和霍华德之间的跨种族恋情及混杂的身份认同，也预示着当代新加坡的多元化。
尽管如此，值得强调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简单地指向建国历程及“国家诞生”的论述。小说的故事线，在新加坡独立的约10年前戛然而止。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及其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在最后几章中仅出现几次。故事结尾提到，这对受挫的恋人重聚，并确认自己扎根于新加坡，霍华德向心爱的美兰求婚，找到了他们的幸福结局。美兰说：“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了”，提醒霍华德战争如何改变了他们。而霍华德则平静地回答：“被烧毁的森林有一天必然会再生”，呼应小说中更大的目的论叙事。
林苏真和玫若的作品不仅探讨了家庭关系、移民和爱情等普遍人类主题，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新加坡华人社群演变的视角，尽管这可能并非作者的初衷。她们的小说无疑让读者对种族认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感受到当代新加坡人的情感。
其他涉及新加坡华人史的长篇历史小说，还包括罗惠贤的《断语》（Breaking the Tongue）、李晶晶的《我们是如何消失的》（How We Disappeared），以及王清佩的《大垦荒》（The Great Reclamation）。这些作品皆重温了二战对华人社群造成的创伤，强调了日据时期的艰难情况如何推动新加坡政治觉醒的进程，并对个人的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几部小说也为主流的建国叙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现代国家建设的成功，影响了人们通过怎样的国家视角解读自己的生活经历。由此，有关族群的议题变得不再狭隘，移民身份意识几乎消失殆尽，也就不足为奇了。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认同感愈加清晰，转化为作者在创作中更大的自信，他们在关注普遍人类经历的同时，也更愿意探索本土环境。在林宝音、菲立·惹耶勒南、蔡学联和萧维龙的作品中都看得到这一点。2023年出版的《大垦荒》因其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而享誉国际，证明了以新加坡为背景的故事创作充满了无限可能。
那么，新加坡英语小说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如今活跃于文坛的新加坡年轻华人作家，在英语教育环境中成长，并深受全球文化的熏陶。他们可能精通双语，充满自信，并已准备好反思周遭的世界，其中包括对新加坡历史及生活经验的探索。这些作家中，不少人定居海外，不再受到文化自卑感的困扰，视野也更加全球化。这一代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国际市场的走向和世界趋势，无论是韩国流行音乐、好莱坞文化，还是电玩游戏中的奇幻世界。他们的兴趣反映了广阔的想象力，不受国籍和种族限制，将新文化影响和美学趋势融入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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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新加坡华人社群经历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华人基督新教徒群体也深受当时时局的影响：他们经历了20世纪初期至194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远观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也见证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历程。这些重大的时政转变，无疑对这群大部分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基督新教徒是一次次关于身份认同的叩问：他们的信仰，是否必然与中国宗教和政治局势相互绑定？他们应该如何与定居国——新加坡——建立更有意义的联系？著名华语语系学者史书美尝言：新加坡华人基督新教徒，在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间，无可避免必须思考他们作为“华侨”之身份的终结。1
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广泛而言，马来亚）的华人卫理公会教会逐步转型为不再以中国为导向，而以本地为导向。1920和30年代起，这些教会就已经开始积极活动，为这个转型做准备。首先是与彼此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确立自身作为本地卫理公会宗派下相对“自主”的团体之地位。教会的努力包括1929年创办中文刊物《南钟》、1936年成立马来西亚华人卫理公会（1948年更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年议会）。在1930年代，《南钟》不仅是不同华人卫理公会教会之间建立联系的平台，同时也是向教众灌输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南钟》关注的主题，包括支持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将华人传统思想融入基督新教信仰及道德观”，藉此推动教众在基督教文化认同与华人身份认同之间取得平衡。
二战后的1940年代到60年代，在来自中国的教会领袖的带领下，中国不再是《南钟》关注的重点，相反，报道主要集中在有关本地教堂的事件上。原因在于，“如今受到（共产主义叛乱之类的）迫切问题影响的是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而非中国”。这些报告书强调了各教会的发展和成就，包括在共产活动频仍期间，传教士和华人年议会的传道同工和志愿者在新村（紧急状态时期在马来半岛的新开辟的华人聚落）进行的牧养工作和传福音工作，以及在教堂举办的基督教婚礼。《南钟》关注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当地社会政治环境，这种转变标志着华人卫理公会教会作为“华侨教会”时代的结束。2《南钟》将马来亚和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联系起来的初衷，在二战后仍未改变，但看待这些联系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转向本地的、以冷战为前提的视角。
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强调“三自教会”的理念。“三自”是20世纪中国长老会所跟随的原则，意为“自治、自养、自传”。英国传教士和在中国出生的牧师和传道人在新加坡（乃至马来亚）一直坚持实行“三自”原则。即使1949年之后，新加坡华人长老会与中国长老会的联系中断，新加坡华人教会仍认可并长期坚持“三自教会”的原则。
这一点清楚见于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积极追求。新加坡的福建长老会和潮州长老会据称是最早独立于英国长老会差会(EPM)而寻求自治的华人教会宗派。1901年，英国长老会差会传教士阁约翰（1854－1926）在过去20年间设立的八所堂会组织联合成立华人大会，迈出建立自治自养教会的第一步。1931年，英国长老会差会将权力交给华人大会，大会属下的堂会需要自筹资金。虽然教会独立自治的进程是本地自发的，且由中国出生而在本地活动的长老会领袖和传教士所推动，它无疑也受到中国福建和潮州当地长老会早期独立倡议的影响与启发。3
除了从英国长老会差会争取自治之外，“三自”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立机构，包括在新马各地设立长老教会和学校。据一份历史记载称，1901年到1950年期间，新加坡、柔佛和马来半岛其他地区（如吉兰丹和登嘉楼）共建立了32座教堂。1951年到1970年期间，由于马来亚紧急状态和新、马增加教堂数量的计划，新建教堂数量有所增加。那个时候，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就几乎完全切断了其中国长老会的渊源。这次的教堂扩展计划，向北延伸到槟城、吉隆坡和怡保等地。到了1968年，华人长老会众基本皆认同自己为本地教会，当时，新、马一带共有52个长老会教会，6498名会友。4
郭景云（1884－1975）——本地潮州籍长老会的牧师，与其好友福建籍长老会的牧师叶谷虚（1887－1978）一起，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领导了这次的教堂扩展计划。在“三自”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在马来西亚各地发起倡议，推动华人长老教会的自治进程。他们所做的工作之一，包括以教会的名义在柔佛笨珍买了200英里的棕榈种植园，这是教会迈向财政独立的重要一步。不同于新加坡华人卫理公会，即使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已经形成本地认同，不再将自身定位为华侨教会，华人长老会仍遵循中国教界提出的“三自”原则。5
20世纪30、40年代，一场起源于中国的奋兴运动传播到新加坡华人基督新教教会中。在华人布道家宋尚节（1901－1944）的影响下，教会成立了布道团，并建立了大型跨国布道网络，影响力扩展到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的城乡地区。新加坡成为这一网络的关键节点。6
在二战后积极参与新加坡布道团工作的代表人物有吴静聆（1897－1974）。她早期在厦门的英国长老会差会进行传教工作，后于1934年来到马来亚。1935年至1974年间，她担任新加坡布道团团长，是第一位且担任时间最长的团长，她还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以华文授课的新教高等教育机构——金链灵修神学院（属于布道团的姐妹机构），并担任院长。金链灵修神学院的建立，受到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神学院模式的启发，遵循了吴静聆的老师、最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神学家贾玉铭（1880－1964）在中国创立灵修院的模式。新加坡布道团则受到宋尚节奋兴运动的影响。吴静聆于1934年至1935年就读金陵女子神学院，贾玉铭当时是院长。吴静聆希望通过金链灵修神学院和新加坡布道团，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和教界中重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奋兴运动的全盛时代。虽然新加坡奋兴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日本的占领使得这场运动戛然而止。1945年之后，奋兴运动已无法恢复过去的势头和人气，部分原因是1944年宋尚节去世，运动失去了最具魅力的核心人物。吴静聆对二战后的形势做出了自己的评估与回应。她意识到布道团作为一种大众运动的衰落，于是将传教工作重心转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乡村的华人社群。布道团资助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为年轻男女学生提供神学培训，为本地教会培养牧师和传道，反映了吴静聆长期投身本地传教事业的决心。7
吴静聆还为她所领导的基督教机构寻求全球基督教联系和政治联系。她带领布道团（以及间接地代表金链灵修神学院）加入万国基督教联合会，20世纪中期一个重要的全球新教基要主义和反共联盟。吴静聆这一举措——受到了其同伴杜祥辉（1920－2009）和郭克昌（1916－2015）的影响——让她得以通过参访，并对中华民国效忠，与台湾保持紧密联系。8
杜祥辉和郭克昌是本地潮州长老会青年，他们于1935年加入新加坡布道团，二战后成为本地重要的教会领袖。与吴静聆不同的是，杜祥辉和郭克昌在青少年时期便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殖民地华民政务司接受翻译培训，精通英语、潮州话和其他中国方言。二人秉持英美主导的全球福音主义，以国际基督教社群而非与中国教会的联系为导向。他们继承了宋尚节布道团队的保守神学立场，支持万国基督教联合会在世界各地教会倡导的持守信仰纯正的理念，并承诺忠于这个全球福音主义的基要派。
为了在新加坡推行基要主义的主张，杜祥辉和郭克昌带领新成立的潮州生命堂的英文会众成立了新加坡第一个本地基要主义教会——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这一堂会后来发展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笃信圣经长老会，成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发展最快的宗派。他们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创办了中英双语刊物《南洋基督徒》，这份刊物成为东南亚基要派传递消息和招募人员的平台。可见，杜祥辉和郭克昌虽然保持了他们与侨乡的联系，这些关系却附属在他们的基要主义关怀与工作之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