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报业史：《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简称《南洋》）和《星洲日报》（简称《星洲》）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史的重要一墨。两报于1983年合并后，成为本地的主要华文报章《联合早报》。

《南洋》《星洲》皆创刊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加坡。两报的创立人都是商界闻人，但除了宣传自家的商业活动之外，也秉持传统华人办报的思想：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发挥教化作用和弘扬华族文化。

有如一般战前的东南亚华文报章，《南洋》《星洲》关注所在地的政治和经济动态之外，也很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创立初期，两报支持国民政府，并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¹1931年中国“九一八”事变后至1941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时期。《南洋》与《星洲》两报都大量刊登许多南来报人和作家的文章，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引领新加坡、马来亚的华社开展筹赈救国活动。

二战之后，《南洋》与《星洲》支持反殖运动，为本地的华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政治利益。新加坡独立后，随着国家意识逐渐成形，报刊、报人政治意识也开始出现转变，报刊立场亦做出相应调整。本地华文媒体不再以中国为本位，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为种族和谐贡献一己之力。报刊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也聚焦本地新闻，反映民生民情。两报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转型为国民报纸。两报也在1972年开始采用简体字。

与英文报刊略有不同的是，华文报刊如《南洋》《星洲》自创刊开始，一贯秉持社会使命，在传递时代的声音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华族文化、教育、艺术的推广，重视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是团结华社的重要桥梁。

《南洋商报》

《南洋》创于1923年9月6日，是由当时侨领陈嘉庚（1874－1961）在新加坡设立的。陈嘉庚以企业家的身份办报，目标是促进实业和激励教育。顾名思义，《南洋商报》的“商”字已经表示该报是以报道商业动态为中心内容。创刊号那天，陈嘉庚也发表题为“实业与教育之关系”一文。

《南洋》初创时的首任经理为林青山（生年不详－1976），编辑主任为方怀南（生年不详－1942）。创刊的第一天出版四大张16版，印3000份，每份一角钱。后来增加到六大张24版，其中广告占了一半，每天约销2200份。

然而，好景不长，1923年10月28日，《南洋》甫出版了50天，就被英国殖民政府指其刊载文章“涉及党派政治问题”触犯法令为由而令停刊。林青山和方怀南因此离开了报社。到了隔年的2月1日，《南洋》才允许继续出版。编辑主任是杨治襄（1895－1931），后又有林独步（约1903－1980年代）。而经理是叶清沙（生卒年不详）、后有侯西反（1883－1944）。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了《南洋》的报刊风格，它的副刊《新生活》稿件全部采用白话文。1929年初首刊的《文艺周刊》则改用横排标题，这在当时是新颖的做法。到了1930年，《南洋》进一步打破惯例，推出《星期刊》，深受读者欢迎。

1928年，《南洋》在创刊五年时，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捲筒印报机器，时速5000份，可说是当时东南亚华文报的创举。

随着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批批的中国文化人南来宣传抗日，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名作家或报人，南来后受聘于报社主持笔阵，如邱国材（1907－1988）、李铁民（1898－1956）、陈炼青（1907－1943）、胡愈之（1896－1986）、傅无闷（1892－1965）、郁达夫（1896－1945）等。其中不少加入《南洋》，进一步壮大《南洋》团队。

19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萧条，让陈嘉庚受到影响，无法独撐《南洋》。1932年8月，《南洋》由李光前（1893－1967）与李玉荣（1894－1965）兄弟接收并改组。1937年，李光前出任董事长，李玉荣任社长兼总经理，且聘资深报人傅无闷出任编辑主任。到了1938年底时，每日销量突破3万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掀开了太平洋战争，新加坡沦陷，被日军佔领，沦为“昭南岛”，所有华文媒体全部停刊。《南洋》原址被日本人占领，改出版《昭南日报》。

1945年日军投降后，《南洋》遂于9月8日复刊，这时《南洋》的销量及区域影响大增，除马来半岛外，报份也销售到印尼、泰国等地。《南洋》也自购小型飞机负责跨域送报。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南洋》稳健发展，日销6万份。

1965年，新马分家后，《南洋》一分为二，分别两地独立运作。新加坡的《南洋》开始独立后的转型，更多报道本地时事，为多元民族社会的和谐及国家认同做出贡献。

报社的言论也更多转向内政，一些言论却抵触了内部安全法令。1971年5月2日，报社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1923－1995）、主笔李星可（1913－1996）、公关经理郭隆生四人被政府援引内安法逮捕，史称“五月风暴”。1973年1月28日，社长李有成也被逮捕。

1974年8月28日，报章与印刷馆法案三读通过，法令隔年生效。《南洋》结束家族企业的形式，于1975年2月15日成立“南洋报社新加坡有限公司”并上市。到了1978年，每日报份突破9万。1980年9月1日《南洋》出版晚间报纸《快报》。

 《星洲日报》

《星洲》是由永安堂“万金油”大王胡文虎（1882－1954）于1929年1月15日创办的。《星洲》的创立与陈嘉庚办《南洋》有“异曲同工”之处——胡文虎的办报宗旨除了有促销他的虎标药品之外，主要也是为了提高侨胞的爱国意识。胡文虎曾说：与其花钱登广告不如自己办报。胡文虎就是在这种理念下创办《星洲》。《星洲日报》报头这四个字，还是胡文虎请蒋中正（1887－1975）亲笔提的。

《星洲》创刊号除了“发刊词”之外，还有“创办本报宣言”。发刊词提到：“南洋华侨的地位、言论界的责任以及报社的使命，必须行其口诛笔伐的天职”。至于宣言提到社会的现状、团结的基础、建设的重要及所负的使命：“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力倡华侨投资祖国，藉定国基；提供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进华侨地位”。

《星洲》创刊时编采共只有11人，邓荔生（生卒年不详）任经理，朱宝筠（生卒年不详）任总主笔。1929年9月，资深报人傅无闷出任《星洲》编辑主任，他除了主持编务外也写社论。

《星洲》十分重视人才，在第二任编辑主任关楚璞（生年不详－1942）的领导下，其团队人才鼎盛。郁达夫、张礼千（1900－1955）、许云樵（1905－1981）、姚楠（姚梓良，1912－1996）、李长傅（1899－1966）等文化人都曾任职《星洲》。为纪念《星洲》出版10周年，关楚璞策划主编一本1300多页的《星洲十年》，至今仍是研究本地报业的代表作。当时，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海内外华人读者非常关心时事。楚璞写的社论，立场坚定，格局宏观，深受读者欢迎。

另一方面，1938年武汉失陷后，郁达夫南来出任《星洲》副刊主任，主编几个具代表性的副刊：《晨星》《繁星》《文艺》。郁达夫在积极推动文艺发展的同时，也撰写政治评论，并宣传抗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与马来亚被日军占领，报业发展停滞。1945年9月5日，日军投降，新马光复，战前的报纸纷纷谋求复刊。《星洲》也和《南洋》同在9月8日复刊。《星洲》当时与《总汇报》联合出版。同年12月10日，胡文虎返回新加坡，着手发展报业，并延揽人才充实内容。1945年先后出任《星洲》总编辑的有：胡伟夫（生卒年不详）、胡浪漫（1908－1991）、江锦帆（生卒年不详）。到了1950年，黄思（1911－1982）接任总编辑。

1954年9月4日，胡文虎因心脏病复发在夏威夷檀香山逝世。《星洲》母公司星系报业有限公司进行改组，胡文虎的侄子胡清才（1924－1972）出任星系报业及《星洲》董事长，胡文虎的儿子胡蛟（1914－1984）则出任社长。黄思继续担任总编辑。

1975年7月1日，遵照同年生效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星洲》改组为公共公司，名为“星洲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

《南洋》《星洲》合并

1982年4月20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文告，宣布对全国报业进行重大改组：《南洋》与《星洲》将合并为一家新的控股公司。随后，1982年5月，两家报社宣布合并的消息，并定名为“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

根据上述决定和安排后，1983年3月15日，《南洋》和《星洲》两份大报各自独立出版最后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