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团与早年新加坡的娱乐事业
歌舞团指的是结合歌唱与舞蹈的表演团体,大致活跃于1920年代至1960年代。和早期南来的中国戏班不同,歌舞团一般主打“摩登、西洋、新派”等噱头,而歌舞表演以女性为主,男性则负责乐器演奏或行政杂务,演出内容也包括滑稽戏及新型话剧。不少歌舞团成员亦效仿好莱坞电影中时尚的“飞来波女郎”的齐耳短发造型,借以标榜“摩登女性”的身份。
1927年,黎锦晖(1891-1967)在上海成立歌舞学校,后来则发展演变成巡回歌舞团、歌唱社等。虽然名称皆异,但黎锦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一致统称这些团体为“明月社”。明月社(也叫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歌舞团体。1928年,黎锦晖带着他的歌舞团成员到新加坡的“大钟楼”(维多利亚剧院)呈献多首歌曲以及舞剧《春天的快乐》,当时的广告亦主打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根据团员王人美(1914-1987)的回忆录,新加坡是明月歌舞团巡演的最后一站,因经营不善,团员们无法如期归国。1黎锦晖遂应出版商要求编写了一批流行歌曲寄回上海以换取经费,后来这些歌曲,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不仅风靡乐坛,也让他一夜成名。黎锦晖的歌舞团培养了许多能歌善舞的女性,她们大多迅速被星探挖掘,并走入上海影坛,也预示了歌舞团作为训练栽培明星的平台。2
1933年,由魏萦波(生卒年不详)组织领队的“梅花歌舞团”抵达新加坡演出,团员蔡问津(1905-1975)见反应不俗,便返回上海组了“白雪歌舞团”,团员有路丁,臧春风(生年不详-1951)、许新民、熊莉莉等人。31935年,由上海商人刘达良(生卒年不详)创办的“万花歌舞团”在桥北路的中国戏院登台,首演满座。41938年,团长张蟾娥(生年不详-1945)带领“银月歌舞团”在新马一带演出,团员有孟丽君、马骏(生年不详-1986)、朱俊、白言(1920-2019)等人,并为了响应抗日运动而安排演出国防歌舞剧《大战之前夜》。5在这之后,许多歌舞团皆保留了歌唱、舞蹈、歌舞剧或话剧演出的节目安排。
歌舞团的鼎盛期
白言(原名阎佰元,1920-2019)在口述访谈中便提到自己所属的银月歌舞团便曾和知名的影视企业邵氏兄弟公司签订合约,并借此打开知名度。当时,团友不仅有固定的收入,还有机会前往槟城、怡保等地“跑码头”演出。6当时,不少文人墨客也爱看歌舞团、歌台的演出。例如1952年,刘以鬯(1918-2018)受邀来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的副刊主编,便在金陵大旅店邂逅了未来的太太罗佩云,当时,歌舞团团员罗佩云与团员在快乐世界演出数日,包括一场反映“南洋风光现实生活”的舞剧《巴刹之恋》。71956年,罗佩云带领一班歌星、舞者组成的“天鹅歌舞剧艺团”再次前往新马巡回演出,刘以鬯热烈追求,两人终于在1957年共结连理。8

1950年代,新马一带的歌舞团与歌台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减少舞剧、话剧演出,改以歌唱和舞蹈为主。例如,当时仅21岁的庄雪芳便自组了“庄雪芳巡回歌咏团”,不久后她便投入电影拍摄,客串李香兰(1920-2014)主演的《神秘美人》,之后更是凭王天林(1927-2010)导演的厦语片《天涯歌女》一炮而红。张莱莱则成立“莱莱歌咏团”,并于1951年与凤凤歌舞团在新世界合作演出,出现“晚晚狂满”的盛况。凤凤歌舞团的成员包括雷子荣和张莱娣(1941-1991),后者是沈常福马戏团的当家花旦。“脱衣舞皇后”陈惠珍(1925-1987)亦在1953年自组了“玫瑰歌舞团”。9而由路丁招兵买马组织的“华艺歌舞剧团”、窦金怀(生卒年不详)领导的“大众歌剧团”、王进通(生卒年不详)领导的“海燕歌剧团”、白言领导的“金星歌舞团”等,皆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团体。
除了在游艺场演出,南星歌舞团艺人韩飞(1922-2013)回忆1949年,他们的歌舞团曾在国泰戏院演出,戏院内设有冷气,环境舒适。10有些歌舞团会选择主打较为性感的舞蹈,例如罗佩云的歌舞团曾推出参考美国百老汇的舞蹈“玉腿凌空”,以及陈惠珍推出的“贵妃出浴”等,因此不少人对歌舞团的印象不佳。然而,战后大部分的歌舞团还是比较严肃的,例如“凤凤歌舞团”的徐莲媚开创了“银神舞”,新生歌台的拿手杰作则是民间神话歌舞故事“牛郎织女”,而白言和太太叶青(1922-2016)在“金星歌舞团”结束之后,也曾开班授课排练民族舞蹈,积极培育本地舞蹈人才。11


歌舞团与电影工业
新加坡于二战结束后出品的第一部华语电影《华侨血泪》(1946),便是由白雪歌舞团团长蔡问津投资及执导的。因为歌舞团的因缘,蔡问津在战前便熟悉新马一带。《华侨血泪》之后,他也陆续完成了《海外征魂》(1946)和《南洋小姐》(1947)。战前经营戏院以及游艺场的邵氏兄弟,也在战后看准时机迅速拍摄了《星加坡之歌》《第二故乡》和《度日如年》,并邀请吴村(1904-1971)执导,参与的演员则招募了随歌舞团抵新的马骏、叶青等人。1946年,歌手杨佩云独资买下“仙乐歌台”成为老板,邀请了陈美光(1933-2020)、熊莉莉、庄雪芳、林丽、巫美玲等驻唱,原本是歌舞团成员的白言、臧春风、关新艺(原名王裕煌,1927-1996)等也被请到仙乐歌台助阵。当中杨佩云、关新艺和庄雪芳后来陆续赴香港拍摄厦语电影,打下知名度。
1970年代,新加坡人熟悉的谐剧双宝王沙(原名王锦清,1925-1998)、野峰(原名萧添财,1932-1995年)从歌舞团和歌台转投电影,为邵氏拍了一系列四部以“阿牛”为主的电影。12在这之后,王沙与野峰继续在香港拍摄了多部电影,同时还录制多张方言谐剧唱片,据悉唱片一度热销到唱片公司才印好就连包装都来不及做好就直接上架。13由此可见,歌舞团与电影工业关系密切,这些歌舞团、歌台成员各个身怀绝技,也是本地娱乐发展史上重要的参与者。

| 1 | 参见:<第一个南来表演的中国歌舞团>,《新明日报》,1987年2月14日,页10。 |
| 2 | 关于黎锦晖的事业,参考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3–104。 |
| 3 | 部分团员生卒年不详。 |
| 4 | 参见<万花歌舞团昨晚大献身手,轻歌曼舞余音绕梁,醉汉春梦美女如云>,《南洋商报》,1935年3月6日。 |
| 5 | 参见<银月歌舞团,今晚在皇宫公演“大战之前夜”>,《南洋商报》,1938年10月5日。部分团员生卒年不详。 |
| 6 | 旧时商贩以轮船运货,穿梭各个码头做买卖,作为营生的手段。在演艺、戏曲界,“跑码头”泛指艺人们到南洋各个不同的城乡演出。 |
| 7 | 参见<香港歌舞团今晚推出大舞剧“玉腿凌空”>,《南洋商报》,1953年11月6日。 |
| 8 | 刘以鬯三毫子小说《椰树下之欲》的封面是一位身穿娘惹服装的年轻少女,其原型亦参照了罗佩云在本地演出之余拍摄的两张沙龙照。关于罗佩云与刘以鬯的爱情故事,参见:林方伟,〈重游星洲,追忆花样年华——罗佩云回到与刘以鬯的原点〉,《联合早报》,2023年6月8日。三毫子小说,指的是1950年代出版于香港的一些列通俗小说,通常薄薄一册,或八开或十二开。由于售价低廉,均以港币三角出售,粤语的三毫即三角,故统称三毫子小说。关于刘以鬯与三毫子小说,参见:萧永龙,〈刘以鬯的三毫子小说与在创作〉,收入氏著《南洋书话:香港、南洋、民国旧书刊记述》(台北:季风带文化有限公司,2023年),页33-41。 |
| 9 | 陈惠珍的传记参见:Cecil Rajendra, No Bed of Roses: The Rose Chan Story (Penang: Clarity Publishing Sdn. Bhd., 2023). |
| 10 | 韩飞记得,当时在国泰一共有两场演出,分别是晚上6时45分至9时,另一场则是9时15分至11时30分,门票是六毛和一块。戏院楼上的座位由于设置的离舞台比较远,反而票价便宜,靠近前面楼下前几排的座位则比较昂贵。参见:韩多义( @韩飞),口述历史录音访谈,2005年3月22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检索号002921),卷2,5。访员:Loke Tai Tay。 |
| 11 | 参见林弘谕,<与舞蹈的一段缘>,《联合早报》,1988年8月12日;洪铭铧,<鹣鲽情深73年,白言妻子叶青逝世>,《联合早报》,2016年6月17日。 |
| 12 | 据独立研究员苏章恺的分享,导演罗马最初只设计了阿牛这角色交由野峰来演,但在上官流云(1922-2002)的推荐下,另外加入了周大叔的角色,并邀请王沙饰演。二战结束后,因为歌舞团、歌台表演以及电影歌曲的需求,新马音乐人开始着手创作歌曲,当中最有名的是来自马来西亚雪兰莪的上官流云,他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创作了300多首流行歌曲(如《午夜香吻》和《新马来情歌》)。1952年,上官流云加入莺燕剧团演出《西厢记》,后加入新满江红歌台并搭档庄雪芳演出。他不仅能作词作曲,编剧、编导、主持、演戏无一不精,是难得的创作多面手。参考上官流云,《午夜香吻:上官流云怀感录》(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 |
| 13 | 参见,<早报悦读@NLB讲座:王沙野峰富正能量人生故事>,《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5日。 |
王振春,《新加坡歌台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 |
白言,〈从歌舞团谈到马来亚剧运〉,1951年至1987年的剪报。白言收藏,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Digital Gems。 | |
阎佰元(白言),口述历史访谈录音,1985年6月21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检索号000578),卷1-24。访员:陈鸣鸾,赖素春。 | |
周维介,〈南飞雁——本土歌台文化的滥觞〉。《联合早报》,2019年12月2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