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通俗娱乐的发展

通俗娱乐有别于高雅艺术，指的是以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娱乐表演，也因为其通俗性，使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与喜爱。通俗并不等同于低俗，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墨客都喜读通俗小说，而鲁迅（1881－1936）在评论《京本通俗小说》时，认为“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间接地也为通俗娱乐的特色与社会功能，提供了很好的注解。¹

新加坡通俗娱乐，普遍指的是以歌台、游艺场、歌舞团等庶民演出空间为主的娱乐模式。小报与电台，与这些演出空间形成独特的、相互依存的生态。新加坡通俗娱乐的发展，除了大批南来文人的参与，也包括从中国南下的艺人及表演团体。当时，游艺场、戏院、酒楼、夜总会、大歌厅等场所，为不同的艺人及团体提供了演出的机会与空间。尤其是“三大世界”游艺场的消费相对便宜，许多人都愿意前来消费。尽管有时表演的场地简陋，却丝毫不影响演出的水平与观众的热情。

战后，艺人及演艺团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有些艺人为了争取观众相继推出脱衣舞、“玉腿凌空”、“贵妃出浴”等性感刺激的舞蹈，有的团体则从海外聘请知名歌星助阵。据《剧人百象》²一书的介绍，1950年代初活跃于新马的艺人³包括王沙（1925－1998）、关新艺（1927－1996）、白言（1920－2019）、黄昏、唐奇声、朱俊、洪洪、孟浪、叶克中、路丁、马骏（生年不详－1986）、等人。当中，白言便被称为“集百艺于一身”的职业艺人。他曾表示，自己最红的时候便是在游艺场内演出话剧《雷雨》《十字街头》等。他也擅长谐剧、相声以及传统京戏，甚至拜师学习过印度传统舞蹈，还是一名魔术师。⁴由此可见，普通市民除了看重歌艺，往往也追捧话剧、短剧、舞蹈、戏曲、相声、魔术、杂技等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投入娱乐事业的艺人及团体皆擅于提供“综艺式”的演出内容。

歌台与小报热潮

通俗娱乐的发展，离不开游艺场与小报。前者是提供不同娱乐选项的消费空间，后者是艺人与歌舞团、歌台的主要宣传载体。不少艺人的口述访谈也提到，二战前普通市民吃一碗粿条面仅三分钱，喝一杯咖啡则不过一分钱，而游艺场入门票为一毛（即一角），不算昂贵。战后又因韩战爆发胶价大起，人人口袋有钱，一家大小纷纷前往游艺场消磨时光。歌台业在本地更是如雨后春笋，一家开了又一家，每个游艺场皆有几个“招牌”的歌台，其中备受瞩目的有新世界的满江红、凤凤和香格里拉；大世界的夜花园、桃花江、百乐门，以及快乐世界的快乐天、玫瑰林等。1959年成立的新生歌台则另辟蹊径，主打“四大金刚”：秦淮、魏民、朱江和冯冲，专门演唱文艺歌曲。⁵

1950年代的新加坡，歌台多小报也多，一度多达40种华文小报。有的仅发行几期就关闭，而发行最久的是《夜灯报》。同时期也出现过《欢乐报》《香槟报》《锋报》《内幕新闻》《中流报》《铁报》等。

《夜灯报》创办人之一的卢浚熹（生卒年不详），自己也出版《创造报》，但没多久便停刊。他之后再经营《老爷报》与《七彩报》，两份小报最终还是无法经营下去。出版共10年的《夜灯报》（1949－1959），除了娱乐新闻，其内容也关注新中国政治与社会建设的种种信息，副刊则侧重于掌故及连载小说，奇艳低俗的内容并不多。然而，大多数的小报由于编辑团队不稳定，加上专业训练不足，为了吸引读者，内容一般更倾向八卦与黄色新闻，尤其是歌台的花边新闻，再配上几张颇为性感的封面照片，歌台和小报便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⁶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大力取缔黄色文化，许多歌台相继结业，小报也走入历史。

小报热潮在战后迅速兴起又退去。歌台在1960年代也因应时代的变化，从游艺场改为在酒楼、夜总会、大歌厅演出，到走进庙宇及邻里社区。有趣的是，歌舞团、歌台与游艺场、小报之间的关系密切，不仅产生“明星效应”，也促成不少姻缘，刘以鬯和太太罗佩云便是一个例子。战后，刘以鬯（1918－2018）在新马近10家报纸和小报，如《中兴日报》《新力报》《生活报》《铁报》《狮报》《钢报》等担任编辑，便经常报道歌台与艺人的新闻。和他一样的南来文人不计其数，他们除了关注通俗娱乐新闻，也创作小说、诗歌，同时评论时事以及社会议题，使小报成为知识分子与通俗文化互动的重要平台，构成本地大众娱乐文化的独特生态环境。

寓教于乐的通俗娱乐

电台广播也是20世纪普通市民的生活良伴。1949年8月启播的“丽的呼声”便是战后家喻户晓的私营商业电台。当时的订户只需缴付月费，就能以专用的收音机收听该台的广播节目。在高峰时期，“丽的呼声”订户多达12万户，拥有超过72万名听众。⁷“丽的呼声”设有中、英文广播频道，战后许多咖啡店和商店都装置了“丽的呼声”以吸引顾客。每当广播剧和方言讲古节目播出时段，尤其是三大方言讲古大师王道（1920－1999）、李大傻（1913－1989）、黄正经（1912－2003）的讲古老少皆宜，往往能吸引大批听众驻足聆听。“丽的呼声”也提供华语新闻报道，并制作广播剧、举办歌唱比赛，同时也培养广播人员。“丽的呼声”于1966年10月成立少年儿童话剧组（丽的呼声少儿组），创办人兼导师便是丽的呼声的广播员曾鹏翔（1959－2006）和张昭英。⁸“丽的呼声”属下的几个话剧组也是本地演艺、文化界培育英才的摇篮，本地艺人林茹萍、向云、陈澍承、相声前辈陈伯汉、作家英培安（1947－2021）及剧作家郭宝崑（1939－2002）都曾参与这些话剧组。

1950年代至80年代，“丽的呼声”先后主办以艺术歌曲及流行歌曲为主的歌唱比赛，发掘多位歌唱艺人，也带动了新加坡乐坛的蓬勃发展。其中脱颖而出的包括黄清元、秦淮、魏民、陈维德、罗琼芳（演唱艺术歌曲），以及在流行歌曲比赛中得奖的张小英、凌霄、岳雷等。⁹1963年，新加坡两个电视频道“第五波道”和“第八波道”启播，开始定时播映节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歌舞性质的《声宝之夜》《花月良宵》《星星之歌》《载歌载舞》和《清歌妙曲》等节目。电台广播、歌台与唱片工业此时也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生态环境，而随着1990年代本地电视步入鼎盛时期，电视与广播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为大众提供娱乐的精神粮食，电视与电台也肩负教育公众、传达公民意识等任务。例如马来亚电台曾推出的《空中医生》和《空中律师》等节目，让听众能定期获取有关医药和法律问题的知识，而王沙（1925－1998）、野峰（1932－1995）则通过幽默诙谐的表演，在电视上宣传保护环境、公共卫生、种族和谐等议题。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本地的歌舞团与歌台节目同样也很健康，每晚演出的话剧如《祥林嫂》《夜店》《雷雨》《原野》《十字街头》等，不仅吸引了一批文人雅士去观赏，许多家长也愿意陪同孩子去看演出。同时，为了留住观众，从中国南来的一些歌舞团成员如路丁、陈常临、白言、关新艺、冯翔等人相继推出相声演出，力求呈献健康、寓教于乐的通俗娱乐。¹⁰

1950年代，随着“黄色文化”给歌台带来的影响，“反黄运动”的呼声越演越烈，投身通俗娱乐事业的艺人及团体无可避免受到波及，无法甩掉大众对他们的负面印象。王沙曾感叹，生活中不能“空喊艺术口号……作为艺人最终的目的是要赚钱维持生活”，就算“一直被人家讲你是歌台的人，你是歌舞团的人……我们［始终］有这个责任把一些好的东西带给观众”。¹¹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发起，电视与电台的方言节目逐步退出大众视野。方言流失之后，连带的许多原本采用多种语言、通俗易懂的大众娱乐也失去更多懂得欣赏的听众。

如今，本地娱乐文化的生态环境已与之前有显著不同，然而，前辈艺术家们对本地娱乐、艺术与流行乐坛的参与和贡献，不应该被新生代遗忘，是重要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