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物与新华儿童文学

新华文学史家方修（1922－2010）曾指出，新马华文儿童文学之缘起可追溯到1920年金丁（生卒年不详）撰写的《谁说我们年纪小》和乳婴（生卒年不详）的《姐弟俩》及《新衣服》。然而，这两部作品明显是因应当时抗战救国的需要而写，非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¹新加坡建国初期，一般家庭的孩子接触儿童文学的主要渠道是儿童文学期刊或海外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

两岸三地的儿童读物在新加坡

1920年代至50年代出现不少儿童刊物，大都来自两岸三地，如《小朋友》《世界儿童》《儿童乐园》等。这些儿童读物曾扮演时代赋予的角色，除了收录中国与西方的民间故事，也包含了贴近马来亚本地社会与环境的内容。

冷战时期，英国殖民政府于1950年代多次颁布禁书令。其中，1958年更是禁止53家中国和香港的出版社的出版物输入新加坡。²新加坡各大书局只得改变营运策略，或删节或稍作改动内容，或换个书名（如《小朋友》易名为《南洋儿童》），或由上海经过香港再销售到新加坡。为了适应新、马政治环境的变迁，儿童书刊的行销途径持续在改变。

“建立此时此地的文化”

《马来亚少年》是战后首份由新马发行的华文少儿刊物，创刊于1946年，由著名南洋研究学者许云樵（1905－1981）任编辑。³《马来亚少年》出版人陈育崧（1903－1984）的想法是，透过介绍马来亚及南洋题材，包括史地、文化、民俗等知识，把“马来亚意识”引入少年儿童的视野。创刊初期第一至第七期的封面版头，采用的是一幅圆形的马来亚地图，左右两侧各绘有三位不同族群的青年，体现了编者对“马来亚少年”的想象与构思。⁴

如果放在20世纪50、60年代冷战的历史场域里去看，“儿童读物”不单纯是给予儿童熏陶与教育，而是影响儿童思维模式的“工具”。不过，时过境迁，而今站到一个距离之外去看，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所谓立场中立，编辑方针去中国化云云，并非纯粹因冷战局势逼迫下采取的被动行为，而是受到东南亚新兴国家急于培养国民认同的启发，主动采取的编辑理念。⁵

在地化的儿童读物之所以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少儿能够在与自己相似的角色中找到认同。这些刊物展现的是新加坡少儿的真实体验与心声。与此同时，文学元素也让作品更为生动活泼。童话、少年小说，随笔小品尤其少不得文学之修辞技巧以增其美感和趣味。这无疑给阅读市场一个启发，进而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

198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创造了更多资源和条件，并开始关注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之发展。鉴于“新华儿童文学”尙在起步阶段，可以比较单纯地聚焦于：国家、现代、儿童三个层面：

• “国家”：着眼于新加坡还年轻，爱家园须立足于亲近与了解；
• “现代”：指既要掌握科技，不断更新所掌握的资源，也要重视古典的、著名的儿童读物所承载的价值；换句话说，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必须做得好；
• “儿童”：要凸显的意义可以相对简单地放在儿童的兴趣上，以及如何促进亲子关系。

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的社会角色

现在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作品都以活泼生动的形式出现在小朋友面前：绘本、漫画、连环图。其体裁包括歌谣、童话、故事、散文、童诗，而题材也多样化：本地地理景观、名胜古迹、习俗美食之外，也介绍对社会有贡献的先辈；而家长或更希望子女藉由阅读继续保持学习华文的兴趣。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作品无疑负起了双重的社会角色，即深化儿童教育与巩固母语基础。

不少资深作家如艾禺、周粲、林琼、林锦、雨青、陈彦、筝心、葛凡、文凯、洪生、烈浦、孙爱玲、陈华淑、辛白等在儿童文学方面曾有所贡献。⁶林高亦于1997年至1998年间在新加坡作家协会旗帜下主编并出版《百灵鸟》和《萤火虫》两套儿童刊物。⁷此外，本地作家如虎威、阿果、翁添保、林文佩、余广达、徐海娜等，皆持续深耕本地儿童读物与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