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推动侨教政策，鼓励海外华人赴台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吸引了不少新马两地的学子北上升学。根据现存记录，新加坡学生1950年代开始留学台湾，研习各种专业，随后人数逐渐增多。1

而在此背景之下，另有一条相关的历史脉络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980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赞助高中毕业生和未取得大学文凭的在职华文老师赴台修读中文系，以加强岛国华文教学师资的素质。2少数这些负笈台湾的新加坡学生在课余从事文学创作，而他们毕业后并未继续在台湾深造或者工作，而是返新从事华文教育、媒体和学术工作。

“新加坡留台生文学”这个概念受在台马华学者兼诗人陈大为的论述所启发，他以“留台”一词概括那些曾经在台湾完成大专学业，随后返乡或前往其他地方谋生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简称“马华作家”）。3“新加坡留台生文学”则指涉具有台湾留学经验的新加坡写作人在寄居异乡时，或是在离开求学地之后，所促发的带有台湾印记的华文文学书写。4从文类的角度审视，新加坡留台生主要书写诗歌与散文。

新加坡留台生群体

2023年由留台学人陈志锐主编的《双岛记：从宝岛回狮岛》是最集中体现新加坡留台生文学经验的合集，其中收录的作品体现了这支创作队伍的多元性。从作者背景和经历来说，这支队伍反映了“新加坡”身份构成的复杂性，因为成员的人生轨迹呈现了驳杂的渡越路线：他们大多数往返于出生地新加坡和留学地台湾，但有几位则原籍马来亚或马来西亚，而在毕业之后落户新加坡（如：王润华、淡莹、毛丽妃）。

再者，这个创作群体的作者来自不同世代，并且在不同年代旅居台湾。他们有的在念书时台湾尚处威权统治时期（如：王润华、淡莹、林高），有的后来遇上了政体治理模式的转变（如：蔡深江、殷宋玮），有的则在台湾解严后跨域升学（如：陈志锐），感受和体验到的是台湾不同的时局情况和文艺氛围。而他们当中有好些是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得主（如：林高、蔡深江、柯思仁、殷宋玮、胡月宝等），其他则是自费报读（如：卢丽珊、张紫兰、黄德胜等）。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与前述交叠的面向：新加坡留台生——无论公费或自费——当年未必都在台北求学（如：黄淑君），也不一定修读中文系（如：梁金菊），而远赴异地有时是为了修读本科学位之上的研究所（如：李气虹）。

陈志锐主编《双岛记：从宝岛回狮岛》封面书影，2023年。（季风带文化有限公司提供）
国立台湾大学台北校园里的椰林大道，2026年。许多新加坡留台生作家均为台大校友。（许颐蘅提供）

“台北情意结”

在学者刘碧娟看来，蔡深江、柯思仁、殷宋玮和陈志锐的创作为新华现代主义文学增添了崭新的元素。5柯思仁的两本散文集《寻庙》（1988）和《梦树观星》（1996）、蔡深江的诗集《如果不能回头就忘记月光》（1989）和散文集《灰狼的事》（1992）、殷宋玮的散文集《名可名》（1989，台北自印版；1994，新加坡版），以及陈志锐的文集《隔岸观我》（2000）和散文集《黄色雨衣》（2006）都收录了不少他们反思留学经验的作品。

刘碧娟就在这些作品里观察到相通的情感取向，认为它们均体现了某种“台北情意结”。6透过创作，这几位作家不断抒发台北的大学教育、人文环境与日常生活的感性熏陶，如何深刻改变了他们的文艺观和人生观。通过大量且广泛地接触台湾与世界各地的文学、电影和剧场作品，他们的文化视野在留学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缘此，台北对这些作家而言，变成了文学和精神意义上的原乡。在返新两年后的1990年，蔡深江更凭充满诗化意象的散文《漫步经心》赢得台湾《中国时报》的散文组首奖，是迄今唯一获得此一奖项的新加坡作家。这篇作品随后被收入台湾极具代表性的年度文选；同年，其诗作《只要还有一棵树活着》亦被收录于另一本年度文选。7

概言之，尽管体量微小，但新加坡留台生文学对新华文学发挥了超乎一般的影响。再者，这支文学队伍的跨域性从多方面丰富了新华文学的内在多样性，让读者和论者认识到新华文学流动的本质。原来“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其华文作家未必都出生于本地，而新华文学的内容可以把眼光投向域外，不一定非要关涉当下和在地。更重要的是，留台生文学当中反复出现的新台比较，毋宁是对赤道上的岛国一种持久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