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中心、小贩食物与小贩文化是新加坡国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新加坡人热衷于寻找最佳小贩美食，甚至不惜耐心排队等候。近年来，新加坡小贩文化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鲜为人知的是，新加坡是世界少数（很可能是唯一）有序兴建小贩中心的国家。这种汇聚各类小贩、专供人们烹煮和用餐的有盖场所，如今已成为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公共空间。11970年代初，政府兴建小贩中心的初衷，是为了规范管理街头小贩，解决长期存在的公共卫生与社会秩序问题。由此可见，小贩中心以及更广义的小贩行业，是新加坡社会经济演变的缩影。

在农历新年期间售卖海鲜的牛车水小贩，1983年。（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售卖猪肉的华人摊贩，1900年代。（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殖民地时期的小贩

现代新加坡小贩文化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的殖民地时期。当时，新加坡作为蓬勃发展的贸易港口，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群岛的移民。2他们漂洋过海，前来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小贩行业应运而生。尽管新加坡经济持续扩张，但经济上的差距及结构性失业问题，导致许多人没有稳定的工作而转向寻求其他临时的收入来源。小贩入行门槛低，也可能带来不错的收入，成为最具吸引力的选择之一。

对熟食的庞大需求，进一步增强了当小贩的吸引力。大部分来新谋生的华人男性为单身汉群体，料理三餐不易，因此他们依赖熟食小贩，以获取实惠又方便的餐食。3这种需求在工作日尤为显著，小贩会聚集在码头和办公区域，向苦力、文员及信差售卖午餐。

独立前的华人小贩：特征与分布

以小贩人数而言，华人自始便在小贩行业中占多数，而这个行业对国家带来的利弊，也多与华人息息相关。1950年小贩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约有84％的小贩是华人，其次是印度人，占14％。由此可见，早期的本地小贩显然以华人和印度移民居多。由于华人小贩占多数，1950年小贩调查委员会甚至将小贩问题视为“华人问题”，并归因于“老百姓想要当老板、自己做主的渴望”。4

1950年新加坡人口与小贩人数统计对比。（郭晋豪整理）

小贩通常集中在两大区域摆摊：一是商贸区，为劳工解决温饱；二是按种族或方言群划分的聚居区，这些地方往往也是小贩自己的居住区。5当时的新加坡聚居区按种族划分——华人多聚居于牛车水，马来人则于甘榜格南，印度人于小印度。华人的分布又进一步按方言群细分。主要的方言群，如福建、潮州和广东人，大多定居在新加坡河南岸的区域（俗称“大坡”），而海南、福州等较小的社群则居住在北岸的区域（俗称“小坡”）。6除了在平常工作日营业，小贩也会在各自的居住区售卖餐食，延续熟悉的家乡味。

华人社团和庙宇的分布，约1940年。（取自山下清海的研究：Kiyomi Yamashita,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Singapore: With Focus on the Period before ca. 1970.”）

例如，1845年在新加坡河南岸爱伦坡街兴建的新巴刹（俗称潮州巴刹），以售卖潮州货品闻名，包括新鲜鱼货、海味和潮州菜常用的食材。潮州小贩很可能就聚集在巴刹周围，售卖传统潮州菜色。

爱伦坡街的新巴刹，约1910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小贩行业的问题与监管

普遍不受政府监管的流动小贩，实际上也给英殖民地政府市政当局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问题最为棘手。到了1913年时，情况已相当严重，市政卫生官员米德尔顿（生卒年不详）甚至将小贩形容为“祸害”，指他们不仅阻碍街道和五脚基的通行，所售食物也缺乏卫生保障。7

这样的指控源于几个因素。首先，流动小贩给城市规划带来挑战。小贩大多无序摆摊，并聚集于交通繁忙之处，如工人和商家汇聚的商贸区（莱佛士广场、哥烈码头一带）及码头，造成车辆和行人拥堵。其次，由于环境所限，小贩食物的制作过程普遍欠缺卫生保障。小贩常用不甚干净的水源烹煮食物和清洗用具，并将厨余倒入下水道，导致卫生管道堵塞。这些行为不仅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也助长霍乱、伤寒等疾病暴发，以及虫害滋生。

早在1903年，华民护卫司署（俗称大人衙）便为华人小贩推出自愿注册制度，尝试规范管理并缓解相关问题。然而，这些举措欠缺英殖民政府的支持，当局不愿分配资源处理执照发放与立法管制。随着小贩问题日益严重，当局终于在1907年接手小贩管制，并颁布首个附属法例，对夜间的流动小贩进行注册和规范。然而，这类小贩仅占整体中的少数。1919年，法律才扩大适用范围，涵盖日间和夜间小贩。实际上，这些立法规范的变动更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有序管理小贩的行政机制仍未建立。

小贩改革与小贩中心的兴建

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时任总理李光耀（1923－2015）和其他建国元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包括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对小贩行业进行的重要整顿。1969年至1973年间，政府相继出台多项小贩改革政策，以解决无序小贩营业造成的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问题。8

1970年在哇燕街摆摊的小贩。（Paul Piollet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这时期的小贩改革政策主要聚焦三个领域。首先是立法。1969年《环境公共卫生法令》和1973年《食品销售法令》的颁布，不仅确立了具法律约束力的小贩卫生准则，也为小贩治理与运营建立了制度框架。此外，《环境公共卫生法令》赋予非警务的卫生官员惩处违规小贩的权力，提高了执法效率。

其次，政府也重新整顿了当时隶属于环境发展部的小贩局。1965年至1973年间，小贩局着重提升组织能力，加强规划与执法，设立专属部门长期负责小贩治理政策，包括规划固定场所（小贩中心）安置小贩。当局也将公共卫生执法人员的人数增加近两倍。这些改革让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和落实小贩政策。

第三，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措施，是强制小贩迁入小贩中心。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政府将街头小贩有序安置到配备齐全的有盖场所，结束了街头无序摆摊的状况。到了1973年，环境发展部已兴建15座小贩中心，并计划在1976年以前每年增建25至30座。这项搬迁政策不仅显著改善了流动小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成功将小贩行业从街头转向规范管理，奠定了今日小贩行业的基础。

1980年的东陵小贩中心，当时正处于小贩改革的第三阶段。（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小贩中心的兴建，重塑了小贩的族群分布。由于小贩中心大多设在组屋区，方便居民日常用餐，其逐渐发展为一个族群平均分配的公共空间。1989年推出的种族融合政策，确保组屋人口结构能反映新加坡整体族群比例（约75％华人、15％马来人、8％印度人及2％其他族群）。小贩中心也借鉴这一模式，通过为各族群饮食类别设定执照配额，满足多元族群的饮食需求。与殖民地时期小贩行业多集中于族群聚居区、且以华人和印度人居多的情况不同，这些改革让小贩分布更契合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不仅促进了社区包容，也确保各族群皆可方便地解决三餐。如今，小贩文化已成为新加坡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历史、族群多元性与文化传承的体现。